《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01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创新

丰子义

0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个维度

洪银兴

03 “一国两制”的理论生成与制度创新

韩大元

04 “两个毫不动摇”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

逄锦聚

05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内涵

赵振华

06 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实践原则

曹典顺

07 中西哲学互鉴中的“事实—价值”问题——一种伦理自然主义的视角

陈乔见

08 新技术犯罪中“故意”判断的客观进路

高巍

09 论法律中的执行性规则

俞祺

10 诗禅、画禅与神韵：古代诗画理论的会通

张毅

11 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重构

段吉方

12 西周中后期内外服制与华夏民族统一体的形成

王晖

题目：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这突出地体现在其看待文化问题时的重要方法论创新。表现在四个维度：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与国本、国运密切相连，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文化问题；从实践的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两个结合”，同时面向实践、面向问题，切实推进文化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鲜明导向；从人的发展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将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凸显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从世界历史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正确对待文化发展普遍规律与具体道路的关系、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交流互鉴的关系、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等，拓展了文化发展的视野与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历史观两个结合方法论

题目：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包含了以下四个维度的理论洞见。第一个维度强调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注重发展的方式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两个维度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科学界定。第三个维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第四个维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分别涉及发展的布局和发展的动能，是立足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和路径选择。这四个维度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问题导向和面向实践的理论创新，必将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方向指引。

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题目：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一国两制”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创新性的标识性概念。“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相结合的产物。“一国两制”理论指导其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并随着制度体系的完善而进一步凝练与深化。“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其中蕴含着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同时丰富国家结构形式内涵，在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建构法域多元化等方面，为世界提供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公共产品。

“一国两制”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题目：

逄锦聚

题目：

赵振华

题目：

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

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贯穿着实践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和“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革命”的实践意义上的“科学性研究目标”之中。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研究目标”就是唯物史观“终结资本主义神话”走向“实践深处”的实践方案。“现实性研究方法”的标志性发现之一是唯物史观阐明了“现实性”意义上的“人的劳动方式问题”。“实证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唯物史观论证了“实证性”意义上的“生产力问题”。“实践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认知之一是唯物史观发现了“实践性”意义上的“生产关系问题”。

唯物史观现实性实证性实践性

题目：

陈乔见，中山大学哲学系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是哲学史上的经典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纷纷对此作出回应，语言哲学进路由“是”推出“应当”的证明方案囿于语言分析而错失了实质性的价值与道义问题，其证明似乎也并不成功。当代新亚里士多德式伦理自然主义的进路更具实质意义，儒家性善论亦可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伦理自然主义。中西哲学中持伦理自然主义的主流人性论都认为，人的本质既是事实性的亦是规范性的，人性之所是就蕴含着人之所应当；区别在于各自对“人性之所是”的理解不同，简言之，西方重理性，儒家尊德性，由此，二者对善/好生活及是非对错的理解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在中西哲学互鉴中，借西方哲学概念分析之长，有助于澄清儒家人性论中的一些缠绕；反之，儒家德性人性观亦可对西方理性人性观的片面发展作出补偏救弊。

事实—价值人性论伦理自然主义规范性事实儒家性善论

题目：

高巍，云南大学法学院

传统故意判断模式把故意理解为心理实体，在故意的判断上采用了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发现”的主观路径。新技术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犯罪的技术关联性、去中心化、累积性、隐匿性特点，传统故意判断模式在新技术犯罪的故意判断中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要解决新技术犯罪故意的认定困境，就需要反思新技术犯罪故意与传统犯罪故意在本体论上的不同预设，确立新技术犯罪故意的制度事实本体论地位，并证立新技术犯罪故意判断的客观进路。一方面，基于新技术犯罪故意的制度事实本体论地位，把故意判断的素材限定为客观要素。另一方面，在对作为故意判断基础的客观要素进行判断时，应当建立类型思维指导下的综合认定方法，保障故意判断的素材之间组合在不同个案中都趋向于规范目的的实现。

新技术犯罪故意制度事实规范目的综合认定

题目：

俞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律中的执行性规则是对被执行依据进行具体化的规则，其对维系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的法治统一和有效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从逻辑上说，执行性规则所具体化的“依据”应是与其同类的规则，而不是法律原则或与其异类的规则。同时，执行性规则的“具体化”是指针对被执行规则中的一项或多项组成要素的内容细化，而非创制性具体化。上述特征不仅使执行性规则区别于典型的创制性规则，也使其区别于漏洞填补性规则、经授权的规则等易混淆概念。执行性规则制定权的产生有“立法赋权”和“职权衍生”两种路径，前者基于宪法或法律的赋予，后者源于具体国家职权的衍生。两种路径产生的执行性规则效力不同，且立法赋权路径在当前历史时期应占主导地位。根据对执行性规则概念和权限的理论建构，不同规范制定主体针对不同事项的执行性规则制定权应得到区别对待。

执行立法权规范具体化实施性立法解释性规则

题目：

张毅，南开大学文学院

论诗画标举“神韵”由来已久，以“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喻示诗歌神韵，奠定了中国古代神韵诗论的思想基础，对超越“格调”而以“兴象风神”论诗极具启发性。从“诗禅”到“画禅”是东方神韵美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于心灵智慧层面沟通了文字般若与实相般若，又因儒佛交融、禅净合一，拓展了诗画创作鉴赏由禅悦、禅定到禅悟的思维空间。南宗画派对王维诗画“本一律”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南宗画和神韵诗的创作。标举“神韵”的诗学大家与南宗画派书画家的交流切磋，不仅有利于领悟“诗家三昧”和南宗书画的“天真烂漫”，形成追求“清美”、崇尚“神逸”和欣赏“远韵”的文艺风尚，也有助于道法自然的中华审美文化的发展。

神韵妙悟画禅诗家三昧天真烂漫

题目：

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由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歧而起，是文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内外分殊”在推动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更新的同时，导致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偏差，特别是“内外分殊”带来了批评实践上的内外分裂。纯粹的“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都无法独立支撑起健全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重构不是单纯消除“内”与“外”的差异，而是致力于弥合二者之间的间隙，包括文本与历史的间隙、自律与他律的间隙，进而形成新的理论话语；是将它们的理论观念吸纳到更宏大的历史分析框架中，以唯物史观为枢纽，建构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社会总体性的批评方式。破除“内外分殊”，达致内外互动、内外循环，这是文学理论研究范式重构的正途。

内外分殊文学与社会理论与批评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题目：

王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周华夏中心区和周边民族形成了几种完全不同的管理与交往模式。西周早期只有内外两服制。内服是由周王朝百官系统管辖之下畿内华夏区，在《诗经》中被称作周王属地的“大雅”“小雅”，战国文字称作“大夏”“小夏”，不仅是乐曲之名，而且也是周王直辖的华夏中心区。外服则是周初随着分封制而形成的为周王朝拱卫和服役的侯、甸、男、卫等诸侯，点状分布在周王畿的东、南和北边。西周中期则由二服制发展为五服制，五服制下的诸侯方国实际上形成三种服属关系。西周中期外服制的扩大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为后世各王朝处理中央与周边民族关系提供了范例。

华夏民族大小夏（雅）内外服要服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