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25年第3期论文目录、摘要

01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专题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的“第二个结合”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02 系统观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路径

方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03 金融创新、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

陈雨露，等

04 中国数据资本形成总额与数据资本存量测算

许宪春，等

05 数字经济发展、资本跨区域非对称流动与异地分类投资

孙伟增，等

06 政府就业增长目标、民生保障性财政支出偏好与稳就业效应

王海军，等

07 国内和全球创新网络的协同嵌入与企业技术赶超

王康，等

08 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生产网络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变迁

吴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郭凯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09 货币政策对企业预期的影响——基于工业企业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李力，等

10 债券注册制实施与市场高质量发展：以取消债券余额比例上限为视角的分析

林晚发，等

11 财政金融协同的实体经济促进效应：基于信用创造的视角

余明桂，等

12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基于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的分析

张浩：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程名望，等

题目：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对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入手，激发了千年传统的社会动力，利用植根于中华土壤的深厚传统互助精神，引导亿万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度和治理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而且鲜明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底色。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吸收了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征的国家经济治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思想和理论运用了贯通古今的辩证法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相通。它把种种相互矛盾的事物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求富是中国千年经济思想史讨论的重要话题，而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现“小康”则是中华民族千年传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传统，今天已成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文明传承因素。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包括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要求文明的其他领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生伟大变革。这些方面都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文化传承，“第二个结合”，

题目：

方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全面、系统、整体地落实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论，揭示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路径。一是坚持总揽全局，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经济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二是坚持统筹兼顾，在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中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三是坚持一体推进，在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中整体落实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实绩。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也夯实了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使政治和经济在良性互动、动态平衡、有机统一中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系统观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济工作，政治经济学，

题目：

陈雨露，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蓝焕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马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实际特征，通过在离散时间熊彼特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与资本市场，系统考察了银行部门金融创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金融结构下的表现差异。模型分析表明，银行部门的金融创新能够有效降低银行对企业创新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融资成本，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且这一激励效应在银行部门占比更高的金融结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说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更应该重视银行部门创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贷款银行的匹配数据对上述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相关结果指向了与理论模型一致的结论。本文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对银行部门金融创新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创新的理解，并为金融创新与企业创新“双轮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

金融创新，金融结构，企业创新，

题目：

许宪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雷泽坤，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胡亚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资产化是必然趋势。然而，数据资产的概念、核算范围、核算方法等统计核算问题，在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本文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从理论、方法与应用分析三个层面开展国际可比口径的数据资产测算研究。本文结合智联招聘数据、天眼查企业数据、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就业工资统计数据等资料来源，利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等统计分析工具，基于双链结构数据价值链的成本法测算了全国、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数据资本形成总额，利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了相应的数据资本存量。结果显示，中国数据资本形成总额由2003年的509.28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14738.27亿元；中国以2003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数据资本存量由2003年的896.35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19075.90亿元。分区域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数据资本形成总额与数据资本存量位于前列，西部和东北地区较低。分行业门类看，制造业数据资本形成总额与数据资本存量规模最大。中国数据资本形成总额和数据资本存量增速明显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中国数据资本形成总额在2021年略超过美国，但数据资本存量相较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数据资本形成总额，数据资本存量，大数据，机器学习，

题目：

孙伟增，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 司璐，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促进资本自由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助推资本自由充分流动的重要动能。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以及母子公司生产关系信息，从规模、模式和方向三个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跨城市非对称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包括：第一，显著促进本城市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外地资本的进入，但对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第二，同时促进市场扩张型、跨行业型以及分工型资本的非对称流动，对生产型、销售型和研发型的资本流动存在积极作用，但会限制加工型投资的流入；第三，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本城市与数字经济水平更高的城市之间资本互动的增加明显超过与数字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之间的联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母子公司所在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母公司的融资约束和委托代理成本具有非对称性影响，而两地之间的数字鸿沟会降低企业的异地投资效率。本文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数字经济，资本流动，企业投资模式，全国统一大市场，投资多元化，

题目：

王海军，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伍骏骞，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谢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炎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就业增长目标是我国重要的就业制度安排。政府提高就业增长目标是否会促使企业增加招聘，是否会采取策略性招聘？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存在“重生产投资、轻民生保障”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问题，政府就业目标能否对该问题进行定向矫正？本文在序贯博弈框架下刻画政府就业目标、民生保障性财政支出偏好与企业招聘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手工收集的1967份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数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独特数据以及近5800多万条企业互联网招聘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就业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招聘，具有稳就业效应，且主要通过增加就业补贴的途径发挥作用。（2）政府就业目标既促使企业招聘高技能劳动力，具有人力资本升级效应，也兼顾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招聘，发挥了包容性就业效应。（3）由于就业目标会激励政府兑现其稳就业承诺，在民生保障性财政支出初始偏好较低的地区，就业目标的稳就业效应更显著，表明就业目标能够定向矫正财政支出结构扭曲问题。（4）企业切实增加了吸纳就业的人数，而非采取“招而不聘”“招新裁旧”“35岁门槛”等策略性招聘行为。成本收益测算也显示，政府为完成就业目标投入的就业补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即就业目标政策兼顾了社会与经济效益，但其效果依赖于目标形式和政策执行环境。本研究对于理解并优化就业目标制度、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就业增长目标，民生保障性财政支出偏好，稳就业效应，

题目：

王康，北京工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苏盖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 李逸飞，管理世界杂志社 肖琼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准确把握和运用国内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协同嵌入对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机理，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中国式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本文建立国内和全球创新网络协同嵌入与企业技术赶超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基于中关村海淀科技园全样本企业数据集和IncoPat专利数据库，实证分析企业技术赶超目标下国内和全球创新网络的协同嵌入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内和全球创新网络都具有促进企业技术赶超的独特优势，但随着单一网络的结构性过度嵌入，国内创新网络同质化特征和全球创新网络风险性特征较为明显，导致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失衡，出现边际递减效应；第二，国内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协同嵌入能克服上述不足，促进二元创新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技术轨道跃迁，促进企业技术赶超；第三，在动态协同关系中，国内与全球创新分别在技术水平较低和较高阶段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第四，现阶段，应在两个网络协同嵌入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国内创新网络的作用，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实现中国企业新一轮技术赶超。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企业技术赶超路径，打好创新网络嵌入“组合拳”，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国内创新网络，全球创新网络，企业技术赶超，二元创新，新发展格局，

题目：

吴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郭凯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产业结构变迁和生产网络结构转型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在理论上提出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即来自不同产业的中间品在特定产业生产过程中的相对生产率变化，是促使生产网络结构转型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细分行业生产网络广延边际效应或细分生产任务结构转型等因素都可能带来产业层面的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本文的定量分析发现：1995—2014年中国特定产业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对该产业中间投入中各产业比重变化的解释力在30%以上，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的解释力超过了90%；第二产业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降低作用超过了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作用超过了2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虽然对产业结构变迁也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基本小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本文从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视角为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动因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解释，也由此在中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变迁，生产网络，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题目：

李力，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李学楠，长江商学院 刘晓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本文聚焦于货币政策的“稳预期”效果，构建了包含实际摩擦和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对经济主体预期变动的影响，并基于一套独特的工业企业微观调查数据，考察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企业产量预期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宽松的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均能推动企业形成积极预期，两者在边际上分别使得企业对于下季度产量形成积极预期的概率增加5.3%和23%左右，且数量型工具“稳预期”的影响比价格型工具更广。在宏观经济景气程度较高以及消费需求扩张的状态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稳预期”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外部融资状况，也会使得企业新增投资的意愿更加积极，进而推动企业形成积极预期。本文的研究表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并统筹使用数量和价格两类货币政策工具，多措并举扩大内需，以增强货币政策“稳预期”的效果。

货币政策，企业预期，微观调查，稳预期，融资状况，

题目：

林晚发，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雅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杨大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刘颖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债券注册制改革放松了对债券余额比例上限的硬约束监管，本文重点分析了该政策对债券市场的影响。特征事实描述发现，随着40%债券余额比例上限硬约束的放开，债券发行人的债券余额比例显著上升，其中有约8.1%的债券是由余额比例超过40%的企业发行。回归分析发现，相比未超过40%上限的债券，超过40%比例的债券发行信用利差较低，且一二级市场价差更小，展现了这部分债券较高的定价效率。扩展性分析发现，事前受到更大约束且资质良好的企业，其所发行的债券定价效率更高。同时，这些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更多流向经营与投资活动，促进了盈利能力的提升，降低了债券违约风险，进一步体现出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上述结果表明，40%比例上限硬约束放开在提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比重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监管部门从不同角度继续深化注册制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40%比例上限放开，债券信用利差，债券定价效率，最优资本结构，

题目：

余明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张萌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剑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了加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我国各地区地方政府先后实施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简称“政采贷”政策）。该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将政府采购合同对应的未来收款权作为抵押品向银行申请贷款，并通过设立“政府—企业—银行”专用账户，确保合同款项支付到专用账户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文以“政采贷”政策的实施作为冲击，研究财政金融协同是否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结果发现，“政采贷”政策通过信用创造效应显著增加了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此外，“政采贷”政策也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雇佣水平。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即创新型财政金融协同有利于盘活存量政府资源，发挥信用创造效应，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政府不增加财政负担、企业增加抵押品、金融机构获得安全资产的三方共赢。因此，未来的改革可以进一步发挥基于财政政策的抵押品创造功能，引导金融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同时也应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重视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实现财政与金融的良性互动。

财政金融协同，抵押品，信用创造，实体经济促进效应，

题目：

张浩：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程名望，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财经，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郑淋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从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双重视角，实证考察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及收入差距拉平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主要通过加强资产整合利用、创造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等途径实现。第二，外部制度环境下，政府扶持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考核目标等能够强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内部治理结构中，自治规章制度、农村信息公开能够强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第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能够拉平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第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农户收入结构、基层组织建设、宗族网络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外部制度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增收效应，拉平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