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2期

0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及其哲学省思

沈湘平

02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

程广云

03 基于权利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建构

徐坚

04 企业数据基础观的构建

魏江，应瑛

05 引入技术外溢视角的中国创新政策

陈斌开，吴楠，戴若尘

06 数字时代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

姜婷凤，李明浩，汤珂

07 家庭本位与城乡融合——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学研究

范新光，周飞舟

08 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国自主性

郭台辉

09 中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化建构

王新清

10 经济法中的时间秩序

靳文辉

11 先秦畿服制度的源流

赵庆淼

题目：

沈湘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为破解当今人类文明困境、推动文明形态变革提供了“历史正确”的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领导人民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明和合共生为根本出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本方法，以文明守正创新为内生动力，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规范，最终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示范，系统回答了人类文明何去何从问题，破解了文明多样性共存的难题，也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视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更加自觉地肩负起为人类文明进步进行哲学奠基的责任。

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题目：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从法哲学对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了更为基础的市民社会问题，同时从哲学人类学研究中发现了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以之为历史哲学批判的基点，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将其落实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在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后，试图以此为基点进一步研究资产阶级国家。此后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从思辨哲学到实证科学的总体演进。马克思显然已经准备进行实证人类学和历史科学批判，至于实证法学批判，事实上也在进行中。从系统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经历了市民社会、现实的人、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四个基点的演进，同时经历了法哲学批判、哲学人类学批判、历史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四个基本阶段的演进，概括起来就是经历了从思辨哲学批判到实证科学批判的演进。

马克思国家学说，法哲学批判，人类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题目：

徐坚，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自17世纪主权国家的形成把权利引入国际体系以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渐从基于权力转变为基于权利：权利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意涵和性质，权利认同成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决定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动力与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进化皆形成了以权利为导向的筛选淘汰机制：得道者昌，顺应时代潮流的价值和愿望更有机会被塑造成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并存续下去；失道者衰，悖逆历史潮流的价值取向则会在国际秩序变革中被淘汰。基于权利书写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多方面颠覆权力政治范式对世界的认知，为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对于推动和引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服务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权利，权力，权利政治，权力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题目：

魏江，浙江财经大学 应瑛，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将数据明确纳入生产要素并将数据资产入表，是中国企业在数字时代领先全球的管理理念和实践。对数据如何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并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一管理学基本问题做出理论回应，是中国管理学界独特而重要的理论发展机会。作为对既有的资源基础观的拓展，企业数据基础观在抽象数据资源管理学特性的基础上，揭示数据资源创造价值的理论逻辑，分析数据资源转化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探讨被新的技术经济条件重塑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形态。企业数据基础观对于深化数据要素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战略变革和产业政策实践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数据基础观，资源基础观，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竞争优势，

题目：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吴楠，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戴若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由技术外溢引致的外部性，是创新活动相对于其他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经济学属性之一，但创新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设计常常将之排除在外。采用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分析方法可将技术外溢问题引入经济学分析，进而提升研发资源有效配置和最优创新政策设计的理论完整性与现实相关性。研究发现：我国在“区域—行业”维度的技术外溢显著存在，但企业的市场化决策未能将其纳入考量，引致研发资源错配，这为创新政策介入提供了合理性；中国研发资源配置效率自2010年后明显提升，创新政策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创新政策应更多关注技术外溢效应和细化政策工具组合，以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

技术外溢，研发资源配置，创新政策，内生增长，

题目：

姜婷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 李明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汤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在数字时代，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微观基础——价格粘性正在发生变化，系统评估其对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结合线上和线下市场的微观价格大数据测度价格粘性，构建融合线上线下市场的一般均衡调价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可以发现：随着线上占比提高、价格粘性减弱，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但包含消费补贴的财政政策效果会增强，二者协同可以显著增强消费刺激效果；不同部门的价格粘性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部门进行消费补贴，其与货币政策协同作用的效果也不同。以上发现为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宏观政策制定，将线上价格变化纳入通胀度量与货币政策框架，基于不同部门的差异性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同效应，价格粘性，数字时代，

题目：

范新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已形成以进城务工农民家庭为主体、在城市长期居留但不落户的“稳定性流动”格局。农民的流动决策和安排根植于“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旨在履行家庭责任与阶段性使命，随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呈现出规律性差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安排，不仅维系了代际责任的延续，也契合了中国城乡融合的渐进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正是在这种“稳定性流动”的家庭实践中逐步推进，其背后不仅体现出深植于家庭伦理的实践理性，也展现出融合家庭选择与国家发展意志的家国意涵。

家庭本位，城乡融合，稳定性流动，家庭生命周期，

题目：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体现为研究立场、问题意识、论证过程、研究目的四个关键要素。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于将中国自主性作为主线贯穿知识生产始终。其中，研究立场是知识生产的前提假设，中国文化主体性为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奠定基础，也为其内部诸学科的交流与整合提供可能；问题意识是知识生产的研究引擎，基于中国社会提出真问题与好问题，为提升中国自主性奠定社会、历史与文化基础；论证过程是知识产品得以科学合理的必要环节，以中国自主性为共同尺度，有助于审视社会科学既定的理论与方法，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而理论化；经世致用的研究目的不仅展示中国文化主体性，还通过参与研讨国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来彰显中国自主性。在社会科学中国化进程中，中国自主性能否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主线，在于对内以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为基础，对外长期保持国际影响力与世界贡献。

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化，

题目：

王新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随着新时代刑事司法理念的进步，由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2年《宪法》确立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虽然在指导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原则体系化程度偏低，体现刑事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原则供给不足，不能充分彰显新时代刑事司法新理念。《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即，应当立足刑事司法实践，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司法文化，借鉴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根据科学标准对现行基本原则进行甄别，通过剥离、增设、充实等方法，确定体现新时代刑事司法精神和价值的基本原则，并按照“单独成条、同类相邻、功能排序”的规则，形成特色鲜明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

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性，刑事司法，

题目：

靳文辉，重庆大学法学院

时间是经济法存在的构成性要素，时间影响、决定、规范着经济法的整个运行过程。经济法具有突出的时间性特征，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势因时而立、适时更新，需要将有关时间的观念、功能、规范等要素纳入考量范围并形成规范的时间秩序。经济法应通过线性时间观来塑造其动态性、积极促进性、系统性，通过标准时间和弹性时间相结合的时间观来维护其同步性、协调性、灵活性、回应性。时间在经济法实施中承担着干预语境确定、干预制度联结和干预行为协调等功能。经济法中的时间规范通过时间性政策和时间性法律来呈现，包括时间效力规范、时限期间规范、时间压缩规范和时间延展规范。以信赖利益、当下利益和未来利益的联动保护为目标，以效率提升为价值引领实现时间的科学配置，是经济法中时间秩序建构的法治原理。

经济法，时间秩序，时间性政策，时间性法律，时间性特征，

题目：

赵庆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畿服之“服”,本义为服事，引申有职贡之义，后演变为政治区域的名称。《国语》“五服”是在商周内外服格局的基础上，逐次增益史实而扩充形成的服制系统，划分各服的依据是以职贡分类为主而兼顾空间分异，其中反映出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具有不平衡性，对王朝兴衰产生重要影响。《禹贡》“五服”和《周礼》“九服”的文本与现实素材并不一致，对各服的层次安排也体现出相异的史实基础和人文地理思维。二者均为典型的圈层结构，呈现的均衡递变特征与“内夏外夷”观念为后世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文本依据和思想指南。畿服经历从史实升华为理想蓝图又重返现实层面的循环演进，正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客观写照。

畿服，职贡，圈层结构，政治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