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25年第10期

01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董志勇

02 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盖凯程，韩文龙

03 企业数字化与供应链多元化：来自中国的证据

沈国兵，沈彬朝

04 数据网络外部性与垄断平台数据收集

李三希，刘希，张明圣

05 绿色金融政策的要素配置效应

李鹏

06 地方公共债务在实体部门的风险传导——基于关联担保的视角

周小昶，曾艺，程可为

07 市场发现”与“信息监督”：自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功能

王晓宇，朱菲菲，杨云红

08 从“落地”到“生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外资企业融入

韩剑，张中意，陆毅

09 制度型开放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差距：基于贸易协定的集约边际视角

钱学锋，王京文

10 行业技术进步与中国就业增长

都阳，封永刚，项智取

11 户籍身份转换与中国家庭消费流动性

姚健，臧旭恒，周博文

12 人工智能、产业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蒋为，陈星达，倪诗程

题目：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国内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背景下的客观必然选择。当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超大规模市场与全产业链优势以及重大国家战略的成功实践，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保障。然而，我国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仍然面临着区域国家全球安全的嵌套冲突、短中长期战略节奏不协调、多元治理主体的目标分歧，以及局部动态与整体安全的非均衡陷阱等核心矛盾。为此，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驱动与安全韧性双轮并进、市场化改革与安全监管协同发力、区域协调与全球布局综合推进，以及多元共治与数字赋能深度融合的治理路径，全面提升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习近平经济思想　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

题目：

盖凯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只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才能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新质生产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成果。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本质是两者的有效衔接和资源的优化组合，融合的基础在于高质量科技供给、广泛的产业需求与应用场景、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等，融合的机制包括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衔接机制、市场需求牵引机制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格局与经济发展模式，遵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生产力跃迁”的发展范式，中国需要突破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障碍，点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需要加快破除影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助力生产力质态跃迁；需要建立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效率。

习近平经济思想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题目：

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沈彬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如何赋能供应链多元化、提升韧性，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风险规避型企业如何在信息摩擦下配置供应商结构，揭示出企业数字化促进供应链多元化的微观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本文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其供应链多元化水平，在使用倾向得分加权法、外生政策冲击和工具变量之后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对供应链多元化的促进作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更大；（3）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信息搜寻能力、创新能力和议价能力间接促进了供应链多元化。据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推动企业供应链多元化，提高企业供应链韧性。

企业数字化　供应链多元化　信息摩擦　供应链韧性

题目：

李三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刘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明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当前对数字平台数据收集的监管实践普遍强调“数据最小化”原则，倾向于将平台的市场势力视为过度收集个人隐私数据的根源。然而，这一监管思路和现有理论分析未能充分刻画数据收集对平台网络外部性的内生决定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将平台数据收集行为纳入双边市场分析的理论框架，创新性地将数据使用方式细分为赋能式与掠夺式，并说明不同数据使用方式如何决定了数据网络外部性的性质。研究发现，决定垄断数字平台数据收集行为的关键在于数据使用的方式：当平台以赋能式数据使用为主且为消费者提供的链接网络外部性较强时，其数据收集强度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存在收集不足问题；反之，当以掠夺式数据使用为主时，则总是存在过度收集风险。这一发现对基于平台市场地位的同质化监管范式具有重要启示：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以及同一数字平台收集数据后的不同使用方式，应实施差异化监管以避免政策错配。

网络外部性　数据收集　数字平台　平台监管

题目：

李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5—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高碳排放企业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降低了试验区高碳排放企业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程度，且对后者的抑制作用更大。在进行了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行业上下游和地区溢出效应，以及考虑企业进入退出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该政策主要通过增大融资成本、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引导要素流动和要素投入组合调整、增强市场竞争影响企业内部要素错配。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该政策对大规模、民营性质、生产率水平较高、初始要素错配程度较高、劳动力解雇成本较高的高碳排放企业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策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以环境“费改税”政策为代表的绿色财政政策尚未与绿色金融政策形成较好的协同效应；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在单独实施时的效果相对有限，但二者叠加能够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本文为理解绿色金融政策的微观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证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优化要素配置具有重要启示。

绿色金融　要素配置　金融发展　市场竞争

题目：

周小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税收治理研究中心曾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程可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充分认识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的溢出机制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课题，实体企业网络是金融风险扩散的关键渠道，而现有研究对此鲜有讨论。本文利用独特的企业集团数据，考察了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关联担保的影响和担保风险在集团内的传染问题。研究发现：（1）子公司所在城市的公共债务扩张会显著推升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关联担保，且推力源自非公开发行的债务，通过公开市场发行的地方债对关联担保没有影响；（2）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公共债务挤占了企业信贷资源，关联担保可以帮助子公司在融资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3）异质性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扩张促使母公司采用风险更大的连带责任保证，并将担保向融资能力差、偿债能力弱的子公司倾斜；（4）由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引起的关联担保会增加母公司的诉讼风险、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加剧企业市场风险，降低集团整体价值；（5）提升债务置换力度可以显著抑制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企业关联担保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的传播机制，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价值。

地方公共债务　实体经济　关联担保　风险扩散

题目：

王晓宇，中国农业银行朱菲菲，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云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在数字技术深刻变革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的背景下，自媒体正日益成为资本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信息力量。本文基于13万余篇财经类微信公众号文章，创新性地构建了自媒体关注度相关指标，系统评估了自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功能。研究发现，自媒体是兼具“市场发现”与“信息监督”功能的重要信息中介。首先，自媒体关注度通过加速信息传递和增加信息生产能够显著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其次，该效应在小规模公司和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以及当自媒体的影响力较大、文章长度较短、内容效度较高时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自媒体与分析师之间存在较强替代性，而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替代性较弱。最后，自媒体还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和预测价值：自媒体关注有助于纠偏分析师预测、促使公司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其文本情绪倾向对公司未来股价具有显著预测能力。本文对规范自媒体行业发展、完善资本市场信息生态与监管体系、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自媒体　股价信息含量　信息中介　信息监督

题目：

韩剑，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张中意，南京大学商学院陆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引导外资高质量融入国内大循环已成为关键议题。本文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此发挥的作用，理论上阐释制度型开放对“准入—落地—运营—拓展”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改革的重要性，经验上借助空间复刻、企业投资穿透等多维数据，构建地理格网双重差分模型开展检验。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环节改革虽能解决外资“落得下”的问题，但对“长得好”“融得进”的作用有限，而公平竞争、知识产权、政府职能等准入后领域改革举措兼具投资吸引、再投资促进功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高质量外资培育成效显著，市场规模及产业配套优势可以强化试验区的引资效能。进一步分析发现，外资企业依托试验区开展的再投资活动呈现出以点带面、东西互济、产业链融合延伸等多维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增长极功能，更好发挥引导外资高质量融入国内大循环的平台与“跳板”作用，助推外资与国内市场、产业链、区域网络深度耦合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自由贸易试验区　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　制度型开放　雁阵模式

题目：

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王京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际生产分工的背景下，贸易协定正加速向边境后措施延伸。这一趋势通过强化国家间制度协调与承诺，有效降低了跨境生产的制度摩擦风险，为全球价值链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关键保障。在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下，中国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由边境上开放逐步向边境后开放过渡，提供了以边境后措施为抓手，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基于此，本文从贸易协定的集约边际视角出发，利用深度贸易协定垂直层面数据，通过LASSO方法构建边境后措施垂直深化指标，并借鉴Gelbach(2016)遗漏变量偏差分解方法，分析边境后措施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GVC参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边境后措施趋同有助于缩小GVC参与差距，并且边境后措施趋同的贡献占比显著大于边境上措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2004年贸易协定网络迅速扩张深化后，边境后措施开始显现对GVC参与差距的主导作用；边境后措施主要由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及补贴政策主导，边境上措施则主要由TBT与SPS政策主导；边境后措施的协调一致，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参与程度。本研究为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距，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向上攀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制度型开放　边境后措施　GVC参与差距　LASSO　偏差分解

题目：

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封永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项智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将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划分为本行业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效应、上游行业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效应、下游行业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效应和总体技术进步（包括本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技术进步）的最终需求间接影响效应四类。通过构建1995—2020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投入产出与就业数据，本文对我国技术进步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识别。研究发现，1995—2020年，我国技术进步使得非农就业规模以年均1.45%的速度扩张。就业增长效应分解表明，本行业技术进步对非农就业增速的直接影响效应为年均-1.41%；上游行业技术进步对非农就业增速的间接影响效应为年均0.87%；下游行业技术进步对非农就业增速的间接影响效应为年均-0.02%；总体技术进步对非农就业增速的最终需求间接影响效应为年均2.00%。虽然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非农就业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但通过上下游行业的联动关系，以及通过最终需求扩张，促进了总体非农就业增长。实证分析揭示了未来应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同时，要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成技术进步在上下游行业间的传导，以及朝着扩大最终需求的方向转化。本文的分析还表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卡尔多改进属性，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未来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业增长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卢德主义

题目：

姚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臧旭恒，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周博文，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释放内需潜力的有效举措。本文主要研究户籍身份转换对家庭消费流动性的影响。首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本文通过消费转移矩阵、Shorrocks指数以及消费流动质量系统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流动性的特征和演变趋势。随后，本文考察了户籍身份转换对家庭消费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家庭消费流动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相比户籍身份不变的家庭，户籍身份转换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流动性，且消费流动性下降幅度更小、质量更高；（2）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流动性，其作用机制在于户籍身份转换为家庭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包括提高非农就业机会、享受更多产品和服务以增加消费多样性，同时提升家庭对未来的信心，但户籍身份转换对消费流动性的影响也受到消费惯性的约束；（3）相对而言，户籍身份转换对消费流动性的影响在收入和净资产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家庭中更明显。本文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放松户籍制度约束的消费提振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户籍身份转换　户籍制度　家庭消费　消费流动性　扩大内需

题目：

蒋为，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陈星达，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倪诗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本文通过考察人工智能与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替代关系，以及产业间劳动力技能密集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并从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的双重视角，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结构效应与技能结构效应推动了服务业占比加速上升，提升了总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拉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型、人工智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人工智能渗透程度深化三种情境进行反事实分析。在三种情境下人工智能都提高了总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只在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型情形下缩小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会增大就业极化风险，过度依赖技术替代将限制长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实现最优匹配时，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共赢，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模式是未来的战略方向。

人工智能　产业结构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　生产率　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