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25年第9期

01 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02 数字经济、市场结构变迁与货币政策传导的双重效应

战明华，卢垚

03 国际生产网络与全球金融周期：基于资产价格联动视角

王欣康，等

04 商业设施、消费空间与内需拉动

张齐圣，王雅琳

05 中国消费券发放的多维经济效应——基于居民文旅消费微观数据的估计

胡羽珊，张鹏龙，郑新业

06 产业型战略股东与国有企业创新

蔡贵龙，等

07 产业互联网发展中的平台创新激励与政策设计研究

欧阳耀福

08 生成式人工智能、企业技术创新与发明者协同: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

王向前

09 深度贸易协定与异质性消费者福利

毛海涛，赵晨彤，张洁

10 绿色信贷、非正规金融融资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李世辉，等

11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基于企业劳动力市场垄断势力的微观证据

苏治，李颖，程稚渊

12 教育经费配置、流入地义务教育供给与儿童随迁——基于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研究

张明昂，刘亚卫，肖鹏

题目：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新发展理念深刻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的具体实践要求。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适应新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必然要求，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系统性指导，体现了党在执政兴国、履行领导经济工作职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新发展理念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理论体系，具有直面发展难题并厚植发展优势的历史逻辑，从经典文本走向伟大实践、由多个分散概念形成辩证统一整体的理论逻辑，以及在过去十年实现开辟发展新境界的历史性成就、面向未来指导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逻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汲取了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瞄准了当前社会的发展大势，针对已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发展短板，强调了以系统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塑造形成长期协同的新优势与新动能的深刻变革，从而“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新发展理念，发展全局，深刻变革

题目：

战明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开放发展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卢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

：基于名义刚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石，真实刚性会放大名义刚性而真实刚性源自市场竞争结构和技术等因素变化的逻辑，本文结合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探究了数字经济引起的商品市场竞争结构变化如何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基于新凯恩斯主义价格动态调整模型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会通过改变商品市场竞争结构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总量效应和分布效应。前者的产生是因为数字经济会改变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并由此改变企业价格调整对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利润变化的敏感度；后者是因为数字经济改变了商品市场竞争格局，导致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加速器机制而对不同类型企业传导效果出现差异。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会提高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并因此从总体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二是数字经济因改变商品市场竞争格局而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改善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地位，产生货币政策分布效应；三是数字经济通过市场竞争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受到货币政策立场和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对于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数字强国战略下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水平，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数字经济，货币政策传导，市场竞争结构，真实刚性

题目：

王欣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谭小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虞梦微，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我国防范化解输入性风险面临更复杂的要求和挑战。本文基于开放条件下的静态均衡理论框架，揭示了外部冲击通过跨境生产联系驱动各经济体资产价格联动，进而形成全球金融周期的内在机制。本文运用力导向算法和力学建模方法，对国际生产网络结构进行测度，验证了生产网络对国家（地区）间金融变量协同变动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生产联系不仅通过双边贸易驱动资产价格联动与金融风险传染，更通过复杂网络效应放大联动和传染程度。从动态视角看，生产联系对资产价格联动的驱动作用，在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期更明显，而在国际金融危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机阶段则有所减弱。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等典型外部冲击能够通过网络效应扩散并放大，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本文从贸易、产业与金融互动的综合视角，为我国从源头上防控输入性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参考。

国际生产网络，资产价格联动，全球金融周期，网络效应

题目：

张齐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雅琳，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激活中国城市经济活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践行这一路径的举措之一是扩建城市商业设施，但建设可能带来竞争性挤出，导致过度建设问题。为探讨城市商业设施扩张与城市内需拉动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从商业设施的外部性、空间分布特征与市场竞争关系出发，将“城市消费空间”研究从社会学视角引至经济学视角，通过引入“消费空间”概念，构建“商业设施对城市内需影响”的理论模型，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使用赢商网、LandScan、高德地图POI等微观数据对商业设施独占消费空间与重叠消费空间进行测算，检验商业设施建设引起的两类消费空间变化是否对城市消费产生影响，并使用GPS、DML、“商业设施关停冲击”等方法控制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内生因素带来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在设施数量与距离基础上引入消费空间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商业设施扩张与城市消费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商业设施扩张对中小店铺的“竞争挤出”影响后，实证数据显示3公里内重叠消费空间相对独占消费空间有更强的内需拉动能力。但由于独占与重叠消费空间之间的转化关系，商业设施扩张带来的城市消费空间变化，并不必然同城市消费增长正相关，这构成了城市商业设施过度建设问题的理论根源。为此，地方政府应以内需拉动为目标，按照“高度集中”和“间隔覆盖”原则制定商业设施发展策略与设施扩张边界，以便在“满足居民内需”与“确保商业地产市场有序发展”中寻求政策平衡。

商业设施，城市消费，消费空间，重叠消费空间，独占消费空间

题目：

胡羽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张鹏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文旅消费券是中国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扩大文旅消费规模进行的政策探索与创新。本文构建产品间互补、地区间替代的消费决策理论模型，系统诠释了消费券发放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利用2022年一季度至2024年四季度全国居民国内出游情况多截面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全面评估文旅消费券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消费券发放使得居民文旅消费提高19.9%—21.2%；成本收益上，每发放1元消费券可以拉动4.1—4.4元居民消费支出。（2）消费券的带动作用主要集中于中青年、城市居住、受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而对于相对弱势群体的带动作用微弱，甚至出现挤出效应。（3）消费券在地区内通过作用于核销产品和互补产品提高居民消费，在地区间通过空间溢出促进居民消费，有效辐射半径约为100公里。本文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券政策体系和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政策启示。

文旅消费券，居民消费，价格效应，收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

题目：

蔡贵龙，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贺家琼，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郑国坚，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法人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范围相似度，识别产业型战略股东，进而探究其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效率、产出与质量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引入与公司经营范围相近的产业型战略股东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当产业型战略股东的持股比例更大、持股时间更长以及产业型战略股东为非国有性质时，其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型战略股东一方面能更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资源协同与整合能力，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此外，产业型战略股东不仅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也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质量。本文丰富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揭示了产业型战略股东推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机理与治理价值，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产业型战略股东，国有企业，企业创新，经营范围相似度

题目：

欧阳耀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产业平台、企业用户、开发者三方的平台模型，研究企业用户异质性和网络外部性对产业平台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平台创新的偏向性问题，并比较分析不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在均衡条件下，企业用户异质性越大、企业用户与开发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越小，产业平台的均衡创新水平越低，且平台均衡创新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产业平台创新的偏向性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禀赋与发展阶段：当产业平台产品创新能力具有比较优势或处于发展初期时，产业平台更偏向于产品创新；当产业平台生态创新能力具有比较优势或处于发展后期时，产业平台更偏向于生态创新。在适度政府补贴下，补贴企业用户“上云上平台”和补贴产业平台创新均能够促使更多企业用户加入产业平台并提高产业平台创新水平和整体社会福利。但是，无论是为了促进企业用户“上云上平台”还是为了提高整体社会福利，补贴产业平台创新总是比补贴企业用户“上云上平台”更为有效。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推动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互联网平台，平台创新，创新方向，政策设计

题目：

王向前，南开大学商学院

企业发明者更多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将不断更新其在高度创造性任务中的能力认知，这种新型人机协同创新模式的兴起，是否将在根本上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发明者协同？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本文探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技术创新从传统发明者协同模式向新型人机协同模式的演变过程。结果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降低发明者对传统社会网络的依赖，使其能够更自主地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为处于社会网络边缘的发明者提供更多潜在的创新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创新新颖性，反而通过这种新型人机协同激发了更新颖的创新成果，并深刻影响企业间的创新溢出效应。研究结论革新了以往人类专家进行严谨分析、系统梳理与相互交流的创新路径，转而强调一种融合机器自主学习能力的新型人机协同模式。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重构企业技术创新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也为人工智能时代企业重塑技术创新体系提供相应的启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社会学习理论，发明者协同

题目：

毛海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赵晨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张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深度贸易协定（DTA）已成为塑造国际贸易格局的重要制度性力量，对异质性消费者之间的福利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与企业双重异质性，并纳入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关联的一般均衡模型，明确区分关税与DTA的作用机制，系统评估DTA对异质性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其一，全面取消DTA条款将导致多数国家消费者福利显著下降，核心深度的冲击大于总深度，WTO+条款的影响超过WTO-X条款；在多数国家中，非服务业劳动力的福利降幅高于服务业劳动力，且低收入群体受损尤为突出。其二，由于中国当前DTA条款覆盖率较低，全面取消DTA条款带来的总体冲击有限，反而使非服务业劳动力福利略有改善，且低收入群体受益最小。与此同时，服务业劳动力福利水平下降，且低收入群体损失最大。其三，若中国加入CPTPP，不仅会显著提升本国及其他成员国福利，还会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对多数非成员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且对中国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改善更为明显。本文不仅为评估深度贸易协定对异质性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也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更大程度发挥深度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理论依据。

深度贸易协定，异质性消费者，福利分配

题目：

李世辉，中南大学商学院 尤碧莹，中南大学商学院 牛珂，中南大学商学院 殷敬伟，中南大学商学院

绿色信贷是一项旨在调整信贷结构以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但既有文献对其执行效果却存在争议，究其原因在于绿色信贷政策下重污染企业往往“有心无力”，缺乏充裕的资金来实现绿色创新。基于此背景，本文认为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有助于缓解重污染企业面临的正规金融信贷限制，进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本文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以后，重污染企业增加了影子银行融资规模，并且影子银行能够发挥积极的资金配置作用，使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从挤出效应逐步转为倒逼效应。随后，本文还发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正规金融可得性、商业信用水平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影子银行活跃度较高的地区，以及面临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中，影子银行发挥的资金配置功能更为显著。最后，重污染企业长期依赖影子银行融资渠道会加剧财务风险，存在消极的反噬效应，这揭示了重污染企业期望通过绿色创新最终回归正规金融融资体系的内在驱动力。本文对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和全面认识影子银行的“双刃剑”作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绿色信贷，非正规金融融资，绿色创新，重污染企业

题目：

苏治，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李颖，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程稚渊，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引领生产力变革的同时，也会重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各界普遍担忧，人工智能是否会加剧企业垄断而损害劳动者议价能力？本文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和劳动技能异质性引入多产品企业的理论框架，论证企业垄断势力取决于劳动力需求规模和劳动力技能结构，进而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垄断势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03—202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生产数据和年报文本，对理论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拥有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垄断势力，劳动者仅能获得其创造价值的63%，但人工智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垄断势力，改善劳资收入分配关系，人工智能带来的工资增长中有23%源于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会推动企业扩张生产规模并拓展生产边界，增加劳动需求；促使企业将复杂度更高的新产品纳入生产线，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例。劳动需求扩大及技能结构升级，降低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势力，这在市场竞争程度高、产品需求富有弹性、智能物质资本密集、新产品研发能力强、初始垄断势力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总体看，人工智能技术并未损害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反而有助于缓解劳动和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市场势力不平衡问题。

人工智能，劳动力市场垄断势力，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结构，多产品企业

题目：

张明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刘亚卫，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肖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这与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补助经费配置方式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6年起实施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结合2011—2018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识别了完善城市义务教育中央经费配置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第二，政策对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儿童、女孩、学龄较低儿童影响更大，在流动人口占比较高、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明显，表明该政策有利于促进群体间、性别间的教育机会公平；第三，作用机理在于，改革通过明确央地间城市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划分、优化中央补助资金配置的方式，激励流入地增加教育投入、降低义务教育异地入学门槛、扩大招生规模，从而改善了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子女随迁概率的增加，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显著提升，城市劳动力供给得到了改善。本文为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完善中央转移支付补助机制，推动教育公平以及保障城市劳动力供给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责任，子女随迁，流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