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目录、摘要

0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依据、指导原则与战略举措

刘伟

02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口高质量发展

刘恩至

03 意识的生成：基于可朽计算的视角

王华平

04 理解制造业合理比重应超越“统计表象”

刘志彪

05 以工业化牵引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路风

06 如何认识开放条件下的产业融合创新

张平

07 生产率差异与工资趋同之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放大效应

许召元，胡翠，朱曼

08 人格权的类型化解析与体系构建

刘银良

09 中国刑事裁判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柏浪涛

10 新出《朝律》与汉初政局

杨华，朱辰禹

11 德意志近代历史中的“统一性”观念

孟钟捷

12 分配不平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郑宇

题目：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依据、指导原则与战略举措。其中，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旨在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旨在明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旨在明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三者有机衔接、相互支撑，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根本遵循和实践路径的辩证统一，生动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性、原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

新的历史方位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

题目：

刘恩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口生产是唯物史观的基础范畴。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作为两种基础性的感性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增殖逻辑所支配的人口生产始终处于悖论性的困境，这种人口生产危机又同时瓦解着资本统治的现实基础。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生产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其主导逻辑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主体”的转向，其构建的“大人口观”超越了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单向度人口观，最终指向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历史性统一与双重解放。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唯物史观“两种生产”思想的当代深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生产 物质生产 唯物史观 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题目：

王华平，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

意识的生成是否依赖特定的物理基质，是当代心灵哲学与意识科学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计算功能主义强调功能组织的决定作用，主张意识的基质中立性；生物自然主义则将意识的生成严格绑定于生物嵌入，进而否定人工意识的可能性。新计算主义认为，意识应被理解为依赖耗散性、非平衡性与自维持性的可朽计算过程。可朽计算是一种与物理基质不可分离、动态演化并终结于物理损耗的计算形式。人工意识的实现因而需转向能够支持可朽计算的仿生系统，如神经形态计算、脉冲神经网络以及具备局部可塑性与能量约束机制的硬件结构。通过将意识重新定位为生成过程的内在维度，新计算主义重构了意识的本体论，系统地瓦解了传统心物二元论赖以成立的问题框架。

意识的生成 人工意识 可朽计算 仿生架构

题目：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呈深度融合新态势，这就需要超越“统计表象”，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视角准确把握制造业比重问题。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分工深化与服务环节外化引发的统计口径变化，这并不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全球科技革命浪潮加速产业边界消融、价值共创与生态重构，推动产业协同范式由“制造为主、服务配套”转向二者双轮驱动、共荣共生。我国产业政策需摒弃单纯的制造业比重导向或服务业规模导向，以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制造业比重 生产性服务业 统计口径 产业协同发展

题目：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一直以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统计口径的需要，单一产业的比重变化成为评判一国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而这忽视了工业化进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三次产业呈现出的动态复杂关系。当前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不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重要，而应结合所处工业化阶段，审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内在关联。面向“十五五”，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应用创新驱动产业协同融合发展，而且要求把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置于产业政策首位，让宏观经济政策锚定以创新促增长的动力机制。

工业化阶段 现代化产业体系 应用创新 产业体系完整性

题目：

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认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关系，需要走出二者非此即彼的理论误区，基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实践探索，从对外开放的视角予以新的解读。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逻辑。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不仅稳固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还通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新优势，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实现了产业协同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面对全球供应链深刻重构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将是中国经济破解“结构性减速”难题、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关键。

经济全球化 结构性减速 产业融合创新 高水平对外开放

题目：

许召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胡   翠，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朱   曼，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但劳动报酬趋同，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劳动报酬增长应该与哪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同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理论分析及多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各国劳动报酬增长主要与其可贸易部门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一致，而与整体经济或不可贸易部门的关联较弱。服务业等许多低生产率部门因制造业的“外溢效应”而获得超越自身生产率增速的“额外”收入增长，进而形成收入放大效应，这是推动各国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的重要动力。鉴于此，着力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围绕“效率—工资—传导”链条，不断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红利向各行业工资收入的转化效率，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的重要路径。

收入放大效应 制造业 工资趋同 劳动生产率

题目：

刘银良，北京大学法学院

传统人格权理论难以构建全面与科学的人格权体系，人格权立法多采取具体人格权加一般人格权模式，具有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人格权理论创新需以维护人格的完整性、独立性与独特性为目标，探索人格权的类型化与体系构建。自然人拥有生物、理性与社会三维人格，需有相应的生物人格权、理性人格权与社会人格权，且其可再类型化为多种具体人格权。生物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及身体完整权、身体自由权与身体健康权，理性人格权包括心理完整权、心理自由权与心理健康权，社会人格权包括个人空间人格权、个人表征人格权与社会评价人格权。三维人格权互相支持，可构成完整的人格权体系，且可延伸至数字空间等领域，应对各种高新技术应用和社会发展对人格的挑战。

人格权 人格同一性 生物人格权 理性人格权 社会人格权

题目：

柏浪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如何克服法实证主义的机械司法倾向，是刑事裁判理论的主要研究问题。为此，应确立结构化裁判理念。“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关系应从二元关系转向结构化关系。同时，解释理念应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转向“主客交织”的存在论。在事实认定方面，民事证据、行政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刑事案件事实。事实的归纳应从单一视角转向多元视角。在论证方法方面，第一轮的混合型假言三段论推导仅具有程序价值，第二轮的直言三段论推导具有论证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价值。其论证程序是：“预判→假设→类比→归谬→归纳→演绎”。此外，对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不能进行反面推理。对于刑民交叉、刑行衔接等难办案件，功能判断优先于关系判断，应根据不同的功能确定不同的关系。以上从裁判理念到裁判方法的重构有利于妥当处理难办案件。

裁判理论 法实证主义 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 刑民交叉

题目：

杨   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朱辰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新近公布的几种《朝律》文本，提供了关于汉初朝会大典的新认识。其礼仪（“升成拜”“反走”“设九宾”“趋”等）融汇了“古礼”和“秦仪”，是对东方六国文化和关中故秦文化的双重继承，强化了汉初政权的连续性和合法性。朝会的位次由未央宫从内向外的三个空间构成，即殿堂上、殿门内、殿门外，折射出当时天下的三个圈层，即皇帝及其近臣、郡县制文武百官、藩臣和蛮夷，开启后代羁縻政策和朝贡体系之先河。《朝律》根据汉初大一统形势做出若干新变，通篇无“介”，取消了周礼中的“三不臣”和“五暂不臣”，诸侯从“不纯臣”变为“藩臣”，夷狄从“不臣”变为“来朝者”。《朝律》具有宣示朝廷权威、展演礼仪源流、加强民族认同等实际功能，所以才会颁示天下，随葬墓中。通过辨析《朝律》，可以加深对汉初政治格局的理解。

《朝律》 周礼 朝会 汉初 叔孙通

题目：

孟钟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19世纪德意志政治家对“Einheit”（统一性）与“Einigkeit”（一致性）的区分，揭示了德意志近代统一道路的内在张力。“一致性”指各邦主权独立但行动协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模式。“统一性”指向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源于启蒙思想对现代性的追求。19世纪，“统一性”观念在政治领域历经多重转换：拿破仑战争后虽有“邦联式统一”构想，但1815年德意志邦联实际上回归了保守的“一致性”；1848年革命试图将“统一性”与自由主义结合，却告失败；最终，普鲁士以武力建立排除奥地利的“统一性”，但埋下“德国问题”隐患。因此，“统一性”观念在近代德意志的演变并非线性更替，而是新旧概念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竞争共存。这一过程既印证了概念现代转型的若干特征，更揭示出上述两个概念的相互界定与“历史性的体制”的时间层叠性。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连续性与和平性不同，德意志“统一性”存在一定的断裂性，且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争霸思维。

统一性 一致性 德意志 时间层叠性

题目：

郑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分配不平等在国家间和国内层面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对国际合作与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考察分配不平等这一核心变量出发，建立内外互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竞合属性形成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探究这种属性对全球治理基本模式的影响。21世纪以来，分配不平等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交织，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强竞争属性的基础，也是造成全球治理困境的核心症结之一，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要调和国家间矛盾，突破集体行动困境，而且要营造包容的外部环境，助力国家治理改革、缓和内部分配矛盾。全球治理改革应动态协调整合与分解的治理目标、平衡可信度与灵活度的治理机制、中和发展合作与竞争的治理实践，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发展权，在地缘政治竞争升级的情况下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可行的思路

分配不平等 全球化 全球治理 发展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