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26年第1期

01 新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何不高？——以专项附加扣除为例

范子英，池雨乐

02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势力：从“二元增长分化”到劳资兼容发展

诸竹君，等

03 数据收集条款、个人信息保护与消费者福利

刘征驰,叶宇阳,聂辉华

04 工业机器人与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

毛海涛,张同亮,张洁

05 金融市场与企业创新发展——基于专利价值折损缓解的新视角

欧阳鑫,汤珂,孙震

06 助力农村新能源革命的多中心数字供应链生态之路——基于国家电投—兰考县域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案例研究

宋华,韩梦玮

07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历史演进与转型逻辑

魏素豪,唐忠

08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演化与共同体构建——基于P县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的案例研究

石文杰,马华

09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便携效率与动态博弈改进

路锦非,韩易辰

10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组织内部合法化机制——基于海信并购东芝TVS的案例研究

周琪,单宇,苏岳,马宝龙

11 破产重整、债权人保护与金融高质量发展——来自债转股定价地区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吴育辉,唐浩博,吴伟,张华玉

12 平台网络自主权研究：量表开发及对企业创新影响验证

朱明洋,吴晓波,张玉利,张永强

题目：

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  池雨乐（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

2018年新个税改革不仅将中国个税由分类所得税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还首次引入专项附加扣除，在制度上突破了中国个税“缺乏家庭要素申报”的不足。本文基于大样本的个人所得税数据，重点测算了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现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降低了个人所得税体系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主要原因是：税前扣除项目的减税效果与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挂钩，使得高收入群体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得到的好处更多，而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甚至无法达到享受该项政策的门槛。为矫正这种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逆向调节现象，本文进行了反事实的政策优化模拟：将税前扣除替换为税收抵免，能够有效降低专项附加扣除削弱再分配效应的程度；进一步地，如果允许剩余抵免税额返还至纳税人，收入再分配效应则由负转正，真正实现民生与公平的双赢。最后，本文在考虑财政平衡性的前提下，比较了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并据此提出了专项附加扣除的改革方向和优化方案。

专项附加扣除， 收入再分配， 税前扣除， 税收抵免

题目：

诸竹君（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中心） 谢然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 陈航宇（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 余骁（浙江工商大学经济运行态势预警与模拟推演实验室、浙江工商大学共同富裕统计监测与智能治理实验室）  郭志芳（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中亚研究院）

中国存在人工智能应用下产品和要素市场势力发展的“二元增长分化”，探索人工智能发展下企业市场势力与劳动要素福利兼容的包容性增长路径成为重要问题。本文在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4）基础上扩展性引入人工智能的劳动者能力转换率影响，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作用机制。基于2016~2020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专利和招聘大样本匹配数据的检验发现：总体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工资减价，作用弹性为1.84%，降低了劳动要素的相对福利水平；作用机制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生了负向的支出调整效应、正向的就业和技能调整效应，通过降低工资份额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了工资减价。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生产函数中要素替代关系，驱动企业等产量线向“高技能劳动力—人工智能—资本”组合倾斜，引致市场势力与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性分化，降低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路径分析揭示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财税政策优惠等，适当降低企业要素市场势力，促进企业产品市场势力与劳动要素福利水平的兼容发展。本文对人工智能发展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人工智能， 要素市场势力， 包容性增长， 工资减价， 劳资兼容发展

题目：

刘征驰（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叶宇阳（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

如何协调数据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大议题。本文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讨论是否应该限制企业强制收集消费者数据。通过建模刻画企业与消费者在不同类型数据收集条款下的收益与成本，本文发现当不受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时，企业将根据数据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公共收益来选择数据收集条款。而福利分析表明，相比于自愿收集条款，虽然强制收集条款意味着消费者个人权利受限，但可能通过提高数据公共收益来增加消费者福利。随后本文讨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对强制收集条款的规制如何影响消费者福利，并发现实施力度较弱的规制可以在某些数据收集场景中实现消费者福利帕累托改进，而过强的规制力度无助于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应当继续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并适当放松对数据收集条款的规制力度。

数据收集条款， 自愿收集， 强制收集， 个人信息保护， 消费者福利

题目：

毛海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张同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张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标志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不仅重塑了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还深刻影响各国产业链的风险敞口。本文将工业机器人与全球产业链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量化分析工业机器人在各国和各行业的应用对产业链销售端和采购端风险敞口的影响，并探讨其能否作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稳定器”。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工业机器人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显著缩小了本国产业链在销售端和采购端的风险敞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内向化”程度加深，而是得益于工业机器人提升企业生产率，驱动总增加值和最终产品需求增长，进而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发达国家工业机器人使用程度的提升对中国产业链的销售端和采购端均产生负面冲击，扩大了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最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也放大了中国销售端的风险敞口，并抑制了最终品需求。中国可通过提升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有效抵消发达国家工业机器人使用程度上升及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工业机器人与产业链风险的理论框架，为探究工业机器人对产业链风险敞口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其“稳定器”作用提供量化支撑。

工业机器人， 销售端风险敞口， 采购端风险敞口， 稳定器

题目：

欧阳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汤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孙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企业创新价值的快速折损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拓展科根等（2017）的专利价值评估模型，测算中国上市公司每项专利的专利价值和价值折损速度，识别金融市场对专利价值折损的缓解功能及其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测算结果表明，200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授权发明专利平均价值为2583万元，且平均年折损速度高达13.4%。金融市场可以帮助公司提前获得专利的垄断租金，减少其因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而遭受的创新收益损失。在专利公开到授权期间，金融市场平均为每个发明专利缓解843万元的价值折损，将年均折损速度降低至4.2%。使用份额移动法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市场对企业专利价值折损的缓解，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高质量专利申请和创新经济效益，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对促进高质量创新和社会整体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仅推动了中国知识产权和企业创新研究的数据库建设，还将“金融促进创新发展”的研究主题进一步延伸到企业专利价值实现的时序维度，为新发展阶段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金融市场， 企业创新， 专利评估， 价值折损

题目：

宋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韩梦玮（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农村新能源革命是国家能源结构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其本质在于通过多元主体权力关系的重构，推动供应链由单中心管控向多中心协同转型。本文基于动态权力配置视角，整合供应链生态、多中心协同治理与权力理论，通过对国家电投—兰考分布式光伏项目的纵向案例研究，系统揭示权力形态演变驱动供应链运营模式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数字供应链生态遵循“链长主导—平台赋能—生态协同”的三阶段演化路径。在此过程中，权力形态沿着“控制—赋予—共享”的路径阶梯式跃迁，推动组织形态、资源配置与治理机制的三维协同演变，最终驱动供应链由垂直管控向分布式协同转型。本文构建了“权力—组织—资源—治理”联动演化的整合框架，拓展了权力理论在乡村复杂情境中的动态解释维度，并深化了多中心数字供应链生态的建构路径与制度逻辑。本研究为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农村新能源革命与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农村新能源革命， 多中心数字供应链生态， 县域分布式光伏， 乡村振兴

题目：

魏素豪（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唐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以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使得中国（尤其是平原地区）在小规模经营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大型农机的普遍应用。但是，2014年以来服务市场却呈现出从跨区作业向本地化与内部化转型的态势。基于宏观数据和华北平原调查数据，本文在分析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供需双重视角探究了市场转型的逻辑。研究发现，外包交易成本、农机购置补贴与农机服务市场竞争，诱发农机作业服务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同步调整，是推动市场转型的深层逻辑。一方面，小农户通过购买本地熟人的服务降低外包交易成本，而转入土地的农户则在交易成本与购机补贴的推拉作用下，倾向于购机自营走向内部化，并对外兼营本地化服务，使得需求结构呈现本地化与内部化转型的特征。另一方面，服务市场竞争引致服务半径收缩，服务面积和收益下降，在人力资本和实物资产专用性的刚性约束下，农机服务主体从单纯提供服务转向租地自营走向内部化，并对外兼营本地化服务，使得供给结构呈现本地化与内部化转型的特征。其结果是，服务市场分割、分工半径收缩与市场容量下降，并反向限制分工拓展。现阶段政府应重点从优化农机购置补贴、降低外包交易成本和支持服务主体转型入手，推动土地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融合发展。

农机作业服务， 市场转型， 交易成本，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现代化

题目：

石文杰（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马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科技支撑已成为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方向，但关键挑战在于理解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动态过程与内在机制。本文基于“技术—社会共生演化”视角，对P县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的实践进行了历时性案例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嵌入下的基层治理经过“压力—博弈—共生”的演化过程，其背后蕴含着一个“技术性嵌入—实践性脱嵌—制度性再嵌”的三阶段动态机制。该机制表明，在科层控制逻辑与基层实践逻辑的持续张力下，治理体系历经了从初始压力驱动下的技术性嵌入；再到为应对矛盾而产生的实践性脱嵌与策略性博弈；最终在价值转向中，走向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的制度性再嵌，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在此过程中得以初步涌现。由此，本研究超越了线性的技术赋能叙事，为理解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的演化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过程性理论框架。

基层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 过程追踪， 演化机制， 路径依赖

题目：

路锦非（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 韩易辰（华东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便携效率是制度效率的重要内容，影响制度可持续性，也是推进完善全国统筹的关键。我国属地化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遭遇劳动力流动的常态化国情，制度便携效率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采用焦点面上调研发现和提炼研究问题，在对现行制度内核的关键矛盾分析基础上，构建三方跨期动态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刻画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中转出地政府、转入地政府、流动职工三方主体的损益格局与策略互动，求解博弈均衡；引入数值模拟描画随时间推移三方主体间的博弈动态演化轨迹。研究发现，现行政策下转出地、转入地和流动职工三方均遭受权益损失，呈现“多输”困境，且来自转入地的便携阻碍更大，制度便携效率不佳。“工龄歧视”效应和“福利负担”效应是影响各方理性决策的关键作用机制。本文提出创新制度运行框架，构建新三方关系，变“多输”为“三赢”，解决便携性效率损失。本研究有助于厘清和解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的便携效率问题，对破解我国人力资本大规模流动背景下养老权益流动阻滞难题提供政策启示。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便携效率， 三方博弈， 制度改进

题目：

周琪（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单宇（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苏岳（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马宝龙（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获取关键战略资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跳板”，但受制度、文化、身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并购后整合实现组织内部合法化的过程充满挑战。本文通过对海信并购东芝TVS进行探索性案例分析，基于“并购方—被并购方”双边视角明晰组织内部合法化的建构—期望机制，提炼跨国并购后在整合过程中组织内部合法化背后的内在规律。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通常会面临由于文化差异、身份偏见和遗留惯性导致的组织内部合法性危机，为此，并购方不仅需要以符合被并购方期望为行动目标，还需要关注如何在组织内部合法化中获得其作为主要行动者的支持而采取合法性建构策略，尝试获得被并购方对并购后整合有效性和正当性的认同。在该过程中，组织内部合法化能否实现，取决于并购方合法性建构行为及效果能否达到被并购方期望，且被并购方会通过“观察者效应”影响并购方合法性建构行为，促使并购方按照其期望调整合法性建构策略，从而使结果更符合被并购方的预期，最终推动实现组织内部合法化。本文的研究结论突破了现有研究主张组织内部合法化的实现通常是取决于并购方的隐含假设，揭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过程中被并购方通过“观察者效应”深度参与组织内部合法化过程的内在逻辑，能够深化国际商务领域对跨国并购情境下的组织合法化研究，为理解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参与全球公司治理提供新的理论参考。

跨国并购， 组织内部合法化， 并购方合法性建构， 被并购方期望

题目：

吴育辉（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唐浩博（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吴伟（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张华玉（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破产重整制度是帮助困境企业重获新生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机制，也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破产重整过程中债权人利益往往受损严重。为此，本文以破产重整中债转股这一债权清偿方式为切入点，分析了债转股定价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会引发地区内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破产重整中普遍存在债转股定价高估的现象；高估程度越严重，同一地区其他企业的后续债券融资成本上升程度也会越高、债券发行契约条款也会越多，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这种溢出效应主要受到地方政府介入破产重整的程度与地方法院专业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若公司具有较高的重整价值，或重整方案中涉及新资产注入，或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均有助于缓解该溢出效应。综上，本文不仅拓展了破产重整和债权人保护的相关文献，而且为我国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破产重整， 债权人保护， 金融高质量发展， 债转股， 溢出效应

题目：

朱明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张玉利（南开大学商学院） 张永强（南开大学商学院）

在平台经济方兴未艾背景下，非对称关系网络中的自主权困境及所引致的“创新依附陷阱”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创新追赶的重要挑战。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弱势企业（如中小企业、新创企业等）如何依附行业领军者或大型企业获取资源与合法性，却忽视其在“与大象共舞”网络情境中保持独立性与自由度对突破依附陷阱、实现创新追赶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主导的平台生态中，嵌入企业的网络自主权如何影响其创新行为的“黑箱”尚未揭开，易使平台治理实践面临生态控制与节点赋能的决策悖论。本研究突破传统网络依附性研究范式，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结构洞理论整合框架，提出平台网络自主权（以下简称PNA）的概念内涵与多维结构，开发具有情境适配性的测量工具，并实证探析“PNA—资源拼凑—创新”作用链及环境不确定性条件约束。通过解构PNA生成机理与作用边界，本研究既为破解非对称网络中的自主权困境和“创新依附陷阱”难题提供新视角，也为平台企业优化生态治理空间及弱势企业实施选择性嵌入与创造性自治战略平衡提供双重行动指南，有助于推动网络自主权与平台治理研究发展。

网络自主权， 创新， 资源拼凑， 不确定性， 平台网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