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26年第8期论文、录用周期

01 价格战监管与平台创新：资金约束下的平台动态竞争

李三希，黄靖旻，马梦阳

02 结构转型中居民消费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研究——基于市场可达的需求规模视角

宋泽，等

03 生产网络视角下的数字技术扩散效应：经验证据、影响路径与经济后果

金星晔，等

04 结构性税收政策、生产结构转型与人力资源配置

王钰冰，郭凯明，龚六堂

05 条件依赖视角下金融开放的稳定效应再审视

方先明，李舞岩

06 “直过民族”旅游脱贫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李佳，和智璇，张敬香

07 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个体道德义务制度化研究——基于云南S村寨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杜焱强，张茜茜

08 社保缴费基数限额下调的稳就业与促投资效应研究——来自社平工资统计口径调整的证据

唐珏，等

09 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的工资弹性之谜——兼论积极财政政策精准发力的路径

何凡，李文健，张熠

10 专精特新企业如何破解双重“低端锁定”循环？

邵云飞，等

11 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竞合效应：不对称防御视角的案例研究

谭畅，等

12 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供给冲击、定价扭曲与渐进式改革策略

汲铮，等

题目：

李三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黄靖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马梦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平台经济在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带来了赢者通吃、掠夺性定价等挑战。本文通过构建两期动态博弈模型，研究资金约束下潜在进入平台的创新水平决策与竞争策略选择（质量战或价格战）的权衡机制，并讨论了针对在位平台补贴性定价行为的管制政策。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规制在位平台的补贴性定价行为会产生加速创新与抑制创新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可以增加受到资金约束的创新型平台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能够进入市场的平台做出更低产品质量的创新决策。具体而言，当存在创新风险且创新效率适中时，放松对在位平台的补贴管制会通过“鲶鱼效应”激励潜在进入平台选择更高创新水平；反之在低风险或高创新效率市场，管制政策能通过缓解“挤出效应”促进更多高质量平台进入市场。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规制平台价格战行为需结合市场结构、企业创新能力及行业特征，采取差异化审慎政策。同时，本文对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这一经典研究议题（即“熊彼特-阿罗之争”）进行了理论拓展，并为制定产业创新激励政策与反垄断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平台经济 资金约束 产业创新 补贴性定价 反垄断规制

题目：

宋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喻曦（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邹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何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把握结构转型中居民消费增长的驱动机制，对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家庭消费需求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利用城镇住户、超市零售价格及企业税收等调查数据，深入研究市场可达的需求规模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广延边际（消费类型的数量）和集约边际（消费类型的品质）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市场可达性每提升1%，总消费支出增长1.239%；其中，广延边际的贡献率为22.5%，细分来看，食品消费、耐用品消费、服务消费的贡献率分别为18.4%、21.8%和45.6%；集约边际中，食品、耐用品的贡献率分别达23.4% 和13.2%。机制分析显示，市场可达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强化供应链网络，不仅推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还减少了家庭购物的时间交易成本；需求规模扩大促使企业增加投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营收利润及职工平均工资的提升。从收入阈值来看，低收入家庭主要体现在食品消费的广延边际增长，中高收入家庭主要体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集约边际增长；从消费饱和点来看，当前我国家庭人均服务消费远低于33000元/人的饱和点，服务消费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增长均具有巨大潜能。本研究结论可为“十五五”时期政府精准推动居民消费的扩容提质提供有益参考。

居民消费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市场可达性

题目：

金星晔（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赵晟坤（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郅曼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李   涛（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在国际技术竞争加剧与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如何依托国内生产网络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已成为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 2015~2023 年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主营业务文本与投入产出结构，创新性地构建了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并系统考察了生产网络中数字技术扩散的经验证据、影响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生产网络中存在显著的扩散效应，且该效应并不能被传统的供应链关系或一般性技术溢出所完全解释。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主要通过微观要素配置效应以及结构性竞争和技术演化效应实现扩散。异质性分析显示，当焦点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较强、行业竞争程度较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科技支持力度较强时，扩散效应更为明显；当焦点企业与关联企业地理距离更近、关联企业资金运转水平更高、网络集中度更高时，扩散效应也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网络上的数字技术扩散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经营绩效，并降低生产网络风险、增强系统韧性。本文揭示了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扩散的规律，也为中国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突破技术封锁、重塑竞争优势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技术 生产网络 扩散效应 文本分析 大语言模型

题目：

王钰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郭凯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龚六堂（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有效塑造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加快人才红利形成和减缓人口红利收缩，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着力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市场和家庭生产结构转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提出结构性税收政策会深刻改变人力资源在市场和家庭之间、在市场内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结构，促使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本文发现，对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收入或对投资品与耐用消费品等产品销售实施结构性税收政策，既会通过相对价格效应促使要素之间和产业之间相互替代，又会通过需求规模效应推动市场生产与家庭生产相互替代，推动市场内部与市场和家庭之间的生产结构和人力资源配置结构转型。特别地，对非技能密集型产业资本收入或对投资品与耐用消费品销售减税，可以有效推动劳动从家庭流入市场并提高技能密集型产业比重，对技能密集型产业高技能劳动收入减税，可以有效推动高技能劳动从家庭流入技能密集型产业。本文从生产和生活互动、资本和劳动替代的视角发展了关于税收政策和结构转型关系的研究，为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政策建议。

人力资源 结构转型 结构性税收 人口高质量发展 时间配置

题目：

方先明（南京大学商学院）

李舞岩（南京大学商学院）

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本文立足条件依赖视角，基于典型事实归纳提炼和DSGE模型机制推演，系统剖析了金融开放的稳定效应。本文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对外生压力冲击的条件依赖特征；其内在机理在于，不同压力冲击与开放政策交互作用，动态重塑了跨境资本流动的流向与流量、汇率波动的趋向与幅度，进而驱动金融开放影响金融稳定的正向缓冲机制与负向放大机制在激活状态和主导地位上的竞合演化。因此，金融开放进程应具备动态适应性，需要伴随外生压力环境变迁而不断调适、渐进修正。针对中国开放实践，短期视域内应精准识别主导性冲击类型，实施因势利导的动态调控策略，特别是在趋近开放制度边界时，必须高度警惕资本规模性流转同汇率剧烈波动联动共振所引致的金融稳定效应逆转；长期视域内则应兼顾效率与安全，遵循汇率市场化改革先行、资本账户开放随后的序贯路径，以强化金融系统韧性、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金融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 汇率市场化 金融稳定 条件依赖

题目：

李   佳（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和智璇（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张敬香（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直过民族”旅游脱贫村的全面振兴亟待从“外部输血”走向“内生造血”。本研究依托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以云南省4个不同模式的“直过民族”旅游脱贫村为研究对象，构建“情境特质—行动逻辑—动力机制”分析框架，系统揭示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机制及类型差异。研究发现：（1）“直过民族”旅游脱贫村的内生发展动力生成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其初始条件取决于“关键行动者—核心资源潜力—外部机遇窗口”的特定组合；（2）人类行动者的多重制度逻辑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核心资源转化逻辑是村寨把外部机遇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中介过程”；（3）内生发展动力机制体现为激励机制、整合机制、转化机制、调节机制、规范机制的联动演进，并最终涌现出制度规训下的制度化保育型、契约博弈中的市场竞合型、情感认同凝聚的文化驱动型、网络化学习共生的科学共治型4类“人—地”可持续动能系统。据此，本文提出了重构治理理念、优化政策供给逻辑、强化过程治理、夯实“人—地”互馈等政策建议。本文拓展了以往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的理论视野，也为因地制宜推动中国民族地区的旅游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

“直过民族” 旅游脱贫村 内生发展动力机制 行动者网络理论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题目：

杜焱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茜茜（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强调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如何增强欠发达地区农民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难题。现有文献多从组织化动员、项目制供给或制度激励等方面解释乡村治理机制，较少研究个体道德义务何以转化为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乡村治理新动能的关注不足。本文基于云南S村寨人居环境整治案例，结合跨区域“影子案例”的镜像检验，提出并初步检验了个体道德义务制度化的过程机制及其边界条件，获得以下三方面研究发现。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治理智慧，将个体道德义务进行制度转化是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之一，甚至可以成为流动性社会下重构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机制。第二，个体道德义务的制度化历经“价值—行动—制度”的链式发展过程，由“共同信念的外化—道德义务的客观化—责任规范的内化”机制构成；制度化并非强制推动，而是依赖党建引领、政社协同和社会共生的载体得以生成。第三，道德义务的制度化依赖特定边界条件，当共同体信念不易激活、贡献难以可见、党组织引领缺位或政府代替农民时，个体道德义务难以转化为集体行动；即便短期动员成功，也将在重复博弈阶段因缺乏监督反馈而失效。本研究通过主案例深描与“影子案例”差别对照，提供了一种兼顾厚度与外推限度的研究路径，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有力理论支撑，也是在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下彰显中国特色乡村治理智慧的生动实践。

乡村全面振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治理共同体 内生动力 集体行动

题目：

唐   珏（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

翁晓玉（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黄永颖（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谢   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完善要素价格机制对于充分释放市场潜力具有重要价值。社保缴费基数限额大幅提高了企业雇佣低工资职工的成本，对劳动力价格造成扭曲。2019年中央政府要求采用全口径职工平均工资确定社保缴费基数限额，部分地区基数限额因此下调。本文利用这一外生冲击，研究发现该政策使人均劳动力成本下降2.38%，企业雇佣职工数量因此增加3.86%，对应劳动力需求弹性为1.62。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基数限额下调能起到稳就业效果的重要机制，且稳就业效应在工资低、社保缴费遵从度高和小企业组别中更大。基数限额下调后，企业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都会显著上升。无论是促投资还是稳就业，这都是由下调缴费基数下限驱动。本文还发现，基数限额下调不仅不会使社保基金的收入下降，还能提高政府财政补贴社保基金的能力。上述结论表明，对社保缴费基数限额进行改革，不仅事关完善社保制度，也有助于优化劳动力要素价格机制，从而释放市场潜力。

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 就业 投资

题目：

何   凡（江西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数据科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

李文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张   熠（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稳定增长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财政工作的重点。费尔德斯坦（1999）以来的经典研究指出收入弹性是政策评估的关键统计量。现有研究普遍发现我国社保降费的工资收入弹性显著大于1，不仅大于国际主流文献的发现，也不能被经典的社保缴费归宿理论所解释。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我国2019年大规模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的实证研究对我国工资收入弹性之谜进行了回答，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理论上，本文通过在经典模型中引入内生的融资约束，解释了工资收入弹性大于1的现象，并指出融资约束与收入弹性之间可能存在倒U形关系。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2016~2023年我国各城市法定缴费率和微观企业数据，并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在实证层面对理论分析的假说进行了验证，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劳动力工资收入增加2.18%，融资约束的差异很好地解释了企业间的弹性差异。此外，本文发现融资约束还显著放大了缴费率下降对劳动力雇佣和投资的激励效应。养老保险缴费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企业劳动力雇佣和投资规模分别扩大2.47%和7.04%。本文解释了我国社保降费的工资弹性之谜，拓展了社保缴费归宿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指出有针对性地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是实现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

养老保险缴费率 劳动力工资 融资约束 积极财政政策

题目：

邵云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林汐（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邬爱其（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核心技术体系培育既是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其微观成长“低端锁定”的必由之路，亦是撬动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走向自主攀升的战略支点。然而，既有研究未能就专精特新企业双重“低端锁定”循环这一现实困境及其突围路径提供理论解答。基于纵向案例研究，构建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关键核心技术体系、破解双重“低端锁定”循环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关键核心技术体系的机会窗口呈现出“技术缺口撬动需求研判—需求升级技术滞后—技术需求交融互耦”的演化逻辑；（2）受机会窗口的触发，企业运用“技术—市场”双轮螺旋驱动关键核心技术体系培育，技术端通过技术架构自主定义、技术模块协同联动和技术平台生态衍生，市场端遵循市场需求梯度渗透、市场场景弹性迁移和市场生态细分锚定的逻辑，突破双重“低端锁定”循环；（3）技术立身的响应式生存动力、网络嵌入的互动式成长动力和价值赋能的内生式创新动力提供阶段性动力支持。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核心技术体系培育路径，不仅为我国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提供实践路径，也为专精特新企业破解双重“低端锁定”循环，实现从“链式补点”的从属地位向“体系培育”的主动战略地位跃迁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双重“低端锁定”循环 关键核心技术体系 专精特新企业 “技术—市场”双轮螺旋驱动

题目：

谭   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刘涵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林青（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谢洪明（四川大学商学院）

后发企业在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技术体系时，同时面临自身的创新价值获取被破坏的风险。有效防御是弱势者应对这一竞合困境的关键战略，但已有研究较少探讨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实施不对称防御。本文对纳思达公司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基于其从耗材代工生产商到打印机产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探讨不对称防御行为的实施过程及其潜在的价值动机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后发企业可以通过逆势型线性防御、借势型阵地防御与造势型动态防御的防御行为，分别与二次创新、自主创新与突破式创新的创新模式组合，以应对准入压力、低端锁定压力与生态位压力的阶段性竞合失衡风险；第二，后发企业在二元与多方关系层面中均实施了独占性防御，其不对称特征显著体现为专利防御的“先守后攻”与时机防御的“借力”；第三，防御行为的价值动机从较为割裂的二元观逐渐向内在依赖的全局观过渡，而由权力地位与竞合张力组成的竞合感知兼具“形势判断”，与价值动机共同构成对防御行为的循环驱动。本文细化了中国情境中典型的技术追赶路径，并丰富了技术追赶的实现条件研究，打开了应对竞合困境的“行为—机制”黑箱，为后发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同时培养竞合思维和竞合能力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技术追赶 竞合关系 防御行为 驱动机制 案例研究

题目：

汲   铮（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

华   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

傅   捷（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

张晓奇（天津大学复杂管理系统实验室）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作为一项资本市场的关键制度变迁，其改革方向虽清晰在前，但囿于市场承受能力与风险防控约束，该当如何破局、择路径以达目标，亟待研究。鉴于此，本文拓展了异质性投资者模型，通过引入股票供给端因素，构建了一个双异质性动态模型以刻画股票发行制度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制度变迁。研究发现，在核准制下，股票发行的供给干预会导致绩优股与绩差股的均衡价格发生错位；倘若直接全面放开股票供给限制至注册制，会造成系统性的价格下降。进一步地，分类放松供给管制使各类股票均衡价格呈现异质性的变化趋势，这为监管者兼顾定价效率的改善与系统性风险的规避提供了施政空间。进而，本文在定价效率与系统性风险双重约束下，探讨了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最小阻力路径，并据此提出高门槛注册制这一可供参考的渐进式改革策略，以规避过渡期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异质性投资者理论模型，还为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框架和备选政策思路，并表明在本文模型设定及约束条件下，渐进式改革具有局部最优性。

核准制 注册制 渐进式改革 异质性投资者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