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25年第4期目录、摘要

01 新质生产力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02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

郭克莎,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03 地区间技术互补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郑江淮，等

04 教育投入、人口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

赵扶扬，等

05 区域贸易协定是“碳创造”还是“碳抑制”:统计证据和量化模拟

李春顶，等

06 地区间税收分成差异与资本要素流动：以企业异地投资为视角

谢贞发，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07 智能制造应用与出口企业加成定价

陈创练，等

08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统计测度：以数字技术人才需求为视角

谭莹，等

09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融资约束

王辉，等

10 “绿色”乘数：新能源汽车财税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李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邱任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11 可变折旧率的最新估计：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分析

陈昌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2 中国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测算和趋势分解：1998—2023

刘志阔，等

题目：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深入阐释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论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创新逻辑、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质态、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基本经济制度、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源配置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考察。

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新型生产关系，经济结构，政府与市场

题目：

郭克莎,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的结合，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和创新。本文认为，需求不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有长期性特点，主要是发展阶段转变引起的阶段性问题，国际上也有类似历史经验。本文评述了这两大政策结合的演进过程和相关研究，指出两大政策都要定位为长期性战略政策，把长期性的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应对需求制约和结构性制约的复杂挑战。宏观调控要坚持两大政策协同发力，必须认识“坚持”的必要性、“协同发力”的重要性和深化改革的引领性。为了使这两大政策更好实现协同发力，要关注经济运行矛盾转化和政策重点调整，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的高度和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五大关系”的重要思想，对于促进这两大政策协同发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是促进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的基础和框架；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促进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是促进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的动力来源；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是促进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的主要依托；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是促进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的长期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需求，宏观调控，协同发力

题目：

郑江淮，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冉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陈喆，河海大学商学院

产业的技术密度增长重塑了研发的地理格局，催生地区间技术互补的创新发展模式。本文构建地区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两地区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本地企业与邻地企业形成竞争或互补关系的技术创新决策机制，揭示了地区间技术互补下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即各地区在技术互补中扩展高技术部门的技术频谱,形成生产规模优势，同时提高每项技术进一步创新的预期利润,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进而提升地区经济增长率。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8年城市发明专利数据测算得到城市间的技术互补指数，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区间技术互补对于地区人均GDP及其增长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创新水平更高的地区形成技术互补，更有助于本地经济增长；本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地区间技术互补的经济效应越强。本文提出了以技术互补为纽带、地区协同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基于中国超大规模人才优势，建设更多的创新型中心城市，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消除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区间差异，营造联动共享的创新环境，最终形成更广泛的地区间技术互补。

地区间技术互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资源配置

题目：

赵扶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熊勇杰，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优化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对于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转移支付推动教育机会均等化，将教育相关转移支付在内的各类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然而，地区间教育质量差距和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收敛较为有限。本文认为，不同技能劳动力集聚趋势的差异、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和教育投入的规模效应，是导致地区间教育投入和教育质量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劳动力动态迁移、地方政府内生行为、内生代际教育变化、转移支付等的动态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导致地区间教育差距的三个核心机制。基于多维度的反事实和政策模拟发现，在现有的转移支付体系下，为了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需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常住条件、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优化，反而会加重留守儿童和大城市公共支出负担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体系，尤其是应针对流动人口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

教育差距，人口流动，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动态量化空间均衡

题目：

李春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萌，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董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本文从统计回归和结构模型反事实量化模拟两个维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RTA）对全球碳排放是“创造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并揭示了具体机制。计量分析发现：RTA显著增加了成员国的碳排放，但有环境条款以及环境执行措施的协定能够降低碳排放水平。构建大型全球一般均衡结构量化模型进行的反事实量化模拟结果发现：第一，缺少中国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以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可能会使全球碳排放有所增加，更符合环境损害型RTA的特征,而假设有中国加入的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则可能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更接近于环境友好型RTA。第二，考虑绿色技术革新的技术效应以及RTA中包含绿色条款的环境效应之后，大部分RTA都有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碳减排。进一步，基于量化模拟数据进行的统计计量分析发现：RTA开放度、RTA环境条款深度、成员国绿色技术水平、成员国平均排放强度、成员国平均关税水平以及需求偏好替代弹性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RTA的全球碳排放效应；有中国参与的RTA大多表现为环境友好型，而有美国参与的RTA则更倾向于表现为环境损害型。

区域贸易协定，碳排放，增长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

题目：

谢贞发，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各地区间利益协调和合作联动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基础，在财税领域表现为完善激励相容且区域协调的财税体制。省际税收分成差异性依然是当前财税体制的核心特征之一，由此形成的地区间财政激励差异是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阻碍。本文基于2016年新增值税分成改革的特征事实，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来衡量资本要素的跨地区流动，通过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由省际税收分成差异导致的地区间分成激励差异对资本要素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2016年新增值税分成改革下，资本要素存在由低分成激励地区向高分成激励地区的流动特征，这一特征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且受到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的影响。途径分析发现，不同分成激励地区在税费优惠、信贷支持和工业用地出让行为上的差异是引起资本要素流动的驱动因素。据此可以推测，现行增值税收入划分关系下的省际税收分成差异是引发地方政府干预资本流动和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财政动因。本文可以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税收分成，资本要素，统一大市场

题目：

陈创练，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王舒丹，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王浩楠，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姜富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

国家智能制造政策以及企业的智能制造转型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出口的成本加成率，这是能否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市场势力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嵌入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价格黏性或灵活定价时智能制造应用对企业成本加成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表明，智能制造应用显著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水平，该效应在非国有、高科技和不受融资约束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且仅在数字技术发展成熟期或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地区显著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短期内企业智能制造应用的成本加成率效应直接通过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渠道发挥作用；从长期看，智能制造应用是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的竞争渠道间接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家智能制造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行业内竞争效应和行业间竞争效应；但市场集中度效应并未全面显现，而仅对处在产业链低端的企业群发挥作用。文章最后就如何利用智能制造转型契机重塑中国出口竞争新优势提出对策建议。

智能制造政策，出口企业，智能制造，成本加成率

题目：

谭莹，西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刘颖杰，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张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评估存在分歧，主要原因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存在问题：一是测度视角多聚焦于生产环节，鲜有文献从劳动投入的角度展开；二是测度对象多聚焦于上市公司，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为更好地处理上述难题，本文在论证测度策略的科学性的基础上，采用2014—2021年中国3339187家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企业网络招聘数据，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对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进而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重估。估计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率仅有43.2%，显著低于使用上市公司为样本的测算结果，意味着我国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依然较低。基于该测度，本文还检验了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事前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主要促进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而非底层技术研发，这可能是中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根据本文的研究，关注中西部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尤其需要注重底层数字技术的研发，这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人才需求，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题目：

王辉，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李相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陈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数据构建地级市数字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缓解当地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打破银企信息壁垒以及优化地区融资环境三个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异质性检验发现：我国数字政府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程度高的样本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帮助企业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促进企业数字化投资。本研究从融资约束视角揭示了数字政府建设服务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及优化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设计提供依据。

数字政府建设，融资约束，银企信息壁垒，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

题目：

李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邱任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为了定量分析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和免征购置税等一系列财税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购车决策的动态离散选择模型，并利用中国2013—2020年间新能源汽车销售和汽车分车龄保有量占比的数据估计模型参数。基于该模型，本文进行反事实模拟并结合政策支出计算其成本效益比（即“绿色”乘数）。本文发现，虽然相对于无退坡情况，财政补贴的退坡抑制了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但在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提高了财政支出的碳减排效率。在此基础上，免征购置税能够有效地对冲补贴退坡和外部冲击导致的新能源汽车需求下降现象，并显著提升碳减排效益。以2020年为例，在现有补贴政策下，财政支出的“绿色”乘数为每万元1.07吨碳减排量，远高于未实行补贴退坡的0.61吨/万元，如再加上免征购置税，则“绿色”乘数为每万元0.89吨碳减排量。尽管“绿色”乘数有所下降，但其总体将额外减少181.7万吨碳排放量。上述发现说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有效促进了碳减排。进一步的政策优化需推动财税工具与市场机制深度协同，从而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碳减排，新能源汽车，动态离散选择模型

题目：

陈昌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推导出可变折旧率函数表达式，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永续盘存法，将可变折旧率作为待估参数表示为净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函数表达式，并基于净投资和GDP增长率函数表达式构建对可变折旧率进行全局性参数估计的神经网络模型。该神经网络模型涵盖函数近似器、损失函数、参数估计更新机制及训练培养数据集四个部分，创新性体现在：（1）克服了极大似然法迭代参数估计可变折旧率存在的诸多缺陷，如折旧率的局部近似、迭代法估计造成的误差等；（2）提出神经网络模型全局性参数估计可变折旧率的一系列新方法，包括构建参数估计大数据样本以及设计用于检验参数估计有效性的方法等；（3）基于神经网络模型参数估计值测算中国31个省份的可变折旧率，并构建可变折旧率分解及其增量变动分析框架，对可变折旧率进行分解分析。分解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份1991—2017年的可变折旧率主要是由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决定，而1992—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可变折旧率增量变动主要受净增资本变动的影响。总体而言，本文构建的全局性参数估计可变折旧率神经网络模型是有效的，且优于极大似然法和局部性神经网络模型。

神经网络模型，损失函数，全局性参数估计，可变折旧率分解

题目：

刘志阔，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陈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马欣榕，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本文系统测算了1998—202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并对其长期趋势进行分解。研究发现：第一，整体成本加成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主要源于新进入企业与存续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再配置；第二，新进入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普遍高于存续企业，体现出更高生产效率所带来的成本优势；第三，高成本加成率的新进入企业规模较小，其持续涌现与快速扩张构成了再配置效应的核心驱动力；第四，在新进入企业不断增加而低效率企业退出不足的背景下，整体企业的利润空间持续受到挤压，呈现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基于上述特征，政策设计应着力维护新进入企业的市场活力，推动低效率企业的有序退出，为公平竞争和新兴企业的持续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成本加成率，生产法估计，趋势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