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25年第8期论文、录用周期

01 新能源电力的经济和碳排放效应分析——基于量化空间模型的研究

段玉婉，吴承骏，蔡龙飞

02 业务部门主导实施的数字化转型过程研究——基于组织学习视角

邹楠，马冲，毛基业

03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如何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多案例探索性研究

侯晓康，等

04 全球创新网络下的中国企业创新——跨国合作与质量提升

刘洪愧，等

05 异质性家庭视角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与不平等效应——基于具有金融摩擦异质性的HANK模型

周上尧，骆哲翀

06 集体诉讼制度与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证据

薛笑阳，刘红劭，王永钦

07 家庭借贷约束、人力资本形成与长期发展——基于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研究

梁超，于鑫凡，张荣杰

08 突破科层约束：特大城市数字化风险防控的组织变革

吴晓林，左翔羽

09 数智治理的理论模型框架与链式发展路径——基于B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彭小宝，侯思涵，程慧文

10 中国可转债高转股之谜——来自促转动机的解释

刘劲松，谢德仁，张新一

11 资本市场出清与实体经济投资——基于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的实证研究

徐巍，梁上坤，钱宇航

12 承销商竞争、交叉补贴与债券发行溢价

千茜倩，钟宜文，寇宗来

题目：

段玉婉（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吴承骏（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蔡龙飞（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本文提出了一个囊括新能源电力、化石能源电力、化石能源生产和贸易以及碳排放的多地区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量化研究了中国新能源发电对地区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论文提出了分解各地区实际收入变化和碳排放变化的方法，揭示了新能源发电影响各地区经济和碳排放的关键渠道。结果表明，2011~2022年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增长使得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4%，单位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下降5.24%，能解释期间内现实中单位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下降的近1/5。新能源发电量增长有效缩小了我国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推动电力密集型行业向西部地区聚集，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电力贸易成本的下降将提升新能源发电对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实现“十四五”规划新能源发电目标将使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31%，单位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下降18.57%，显著改善了区域间收入差距。

量化空间模型，新能源电力，国内生产网络，碳排放，地区间收入差距

题目：

邹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马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毛基业（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业务与组织重构，因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尽管企业纷纷尝试数字化转型，但是多数企业尚未取得显著转型成效。主要原因之一是实施模式不当，由信息技术部门或数字化部门主导，难以对症下药和及时响应业务需求。本研究聚焦于业务部门主导实施的数字化转型新模式，以组织学习为理论视角，通过单案例研究剖析其过程，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第一，业务部门可以通过搜索外部经验、集体转译方案、自助开发实验和持续衍生应用等4项关键活动，逐步提升转型认知和能力，最终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第二，业务部门主导实施转型离不开高管和信息技术部门的赋能。尤其是，信息技术部门需要提供低代码和生成性数字平台，从而降低业务部门学习数字技术并实施转型的门槛。本研究提出的业务部门主导模式，显著拓展了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实施的认识，揭示了业务部门的新行为逻辑以及部门间的新型分工协作关系，为数字化转型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创新性理论贡献和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组织学习，案例研究

题目：

侯晓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于亢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程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赵佳佳（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刘天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全面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然而全球80%的粮食生产交易被国际大粮商垄断，新兴市场跨国企业（EMNEs）如何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目前暂未得到充分理论解释。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5家企业进行嵌套式多案例研究，遵循“情境—机制—结果”研究逻辑，深度剖析EMNEs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的机制机理。研究发现：EMNEs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跨国情境可解构为“资源潜力—不确定性”两个维度，在异质性情境驱动下，EMNEs匹配相适宜的资源编排机制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由此产生了3种供应链领导力和供应链整合结果。本文将跨国情境作为现象挖掘和资源编排理论发展的重要增量，探索性打开EMNEs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过程“黑箱”，拓展资源编排理论应用边界，为中国建立安全稳定、富有韧性和自主可控的全球粮食供应链提供参考。

粮食安全，全球粮食供应链，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资源编排，案例研究

题目：

刘洪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希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姜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刘灿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在跨国创新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中国提高创新质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全球发明专利数据，首先利用专利跨国合作识别中国企业的跨国创新合作行为，然后使用细致的技术领域间专利引证信息刻画技术创新网络，进而构造一个测度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新指标——创新中心性，最后实证研究通过跨国创新合作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对中国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跨国创新合作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通过跨国创新合作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可以促使企业增加外部知识获取、优化内部创新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创新质量。本文还从嵌入方式、合作国家、合作主体和合作领域等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创新中心性的技术领域开展跨国创新合作更有利于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本文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向嵌入全球创新链转变提供经验启示，为中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以创新驱动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借鉴。

全球创新网络，跨国创新合作，创新质量，创新中心性

题目：

周上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骆哲翀（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异质性家庭视角下的货币政策传导及其不平等效应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现有研究基本忽略了银行部门的作用，且大多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因此不适用于中国情景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将有摩擦的银行部门引入异质性个体的新凯恩斯（HANK）模型中，该部门为不同的家庭之间融通资金，形成融资溢价的异质性，同时受央行存款准备金约束的限制，形成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本文利用多种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估计家庭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异质性响应，同时验证了校准后的量化模型。本文对两类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传导渠道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引致两类货币政策在宏观效应与财富及消费不平等效应上的分化。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实际工资的间接效应产生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则更依赖于利率调整的直接效应，也更易引发负债家庭与高净值家庭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后者能有效缓解家庭的财富与消费不平等，这一结论在包含非流动性资产投资组合与房产投资组合的拓展模型中依然成立。此外，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可以通过家庭面临的异质性信贷利差放大货币政策的不平等效应，加速财富再分配的过程。

货币政策，不平等，异质性个体模型，金融摩擦

题目：

薛笑阳（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刘红劭（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王永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

构建高效的直接融资体系是实现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关键一环。作为破解金融市场中中小投资者“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制度创新，集体诉讼制度为金融合约的履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本文以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引入代表人诉讼制度为准自然实验，系统研究了集体诉讼制度对债券市场定价效率及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实施后诉讼风险暴露较高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扩大，表明市场已将制度带来的法律风险溢价纳入定价，体现出其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威慑作用。机制分析显示，该制度通过增强投资者的诉讼激励，并经由抵押品可得性、抵押品质量、债权人控制权及集体行动协调等途径发挥作用。此外，二级市场的定价调整亦会传导至一级市场，并显著推高诉讼风险较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不仅为集体诉讼制度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也为优化直接融资市场制度环境、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

法治建设， 集体诉讼制度， 债券信用利差， 金融强国建设

题目：

梁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于鑫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张荣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促进脆弱人群的人力资本形成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但现实中借贷约束往往限制了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本文从家庭借贷约束视角出发，研究政府提供大学教育信贷对人力资本形成和长期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匹配手动整理的区县层面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研究发现：第一，政府提供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显著促进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平均教育年限增加0.26年，获得大学学位的概率上升3.1个百分点；第二，助学贷款政策提高了家庭为读大学子女进行教育借贷的概率和金额，且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第三，助学贷款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传统金融可及性较差的地区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成年收入增长的正面效应更大。本研究表明家庭借贷约束仍然是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为大学学费调整和学生助学贷款相关政策的讨论提供了研究支撑。

借贷约束，人力资本，生源地助学贷款，成年收入

题目：

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左翔羽（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特大城市的数字化风险防控有赖于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既有研究疏于分析风险防控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行动过程，难以解释地方政府何以突破既有科层约束实现数字化转型。本文基于“智慧安全佛山”案例的分析发现，技术并非能够直接促进组织变革，而是为组织变革提供条件。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变革受到3种机制的影响：一是“高位赋权”机制，上级领导赋权关键行动者，创造组织协同的权威基础；二是“分利互惠”机制，收益分享与减负增效保障变革参与者的正向收益；三是“价值共创”机制，行动主体通过价值确认与内化，促进组织成员自发遵从。本文超越“技术—组织”互动的一般框架，否定了技术在组织变革中的能动性，着力挖掘主体能动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助推作用，将主体拉入到组织变革的场域，形成了“技术引入—主体使动—组织变革”的分析链条。

数字化转型，组织变革，智慧应急管理，城市治理，风险防控

题目：

彭小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侯思涵（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程慧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人工智能驱动的治理模式创新正在重构政府治理要素配置与结构关系，其引发的范式转型已超越工具理性范畴，展现出重塑治理秩序的结构性变革效应。然而，基层治理场域数智化转型中实现逻辑、技术嵌入路径与制度调适机制的适配性矛盾及其化解策略，仍是制约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理论命题。本研究基于纵向嵌入式单案例研究设计，以B区改革实践为分析对象，突破传统技术—制度二元互构范式，建构“技术—制度—生态”融合理论模型，通过解构“制度代码化”核心机制与“事—岗—人”智能匹配模型，系统揭示技术嵌入与制度调适的双向编译机理及治理生态的适应性进化规律，进而提出“制度先导—技术赋能—制度重塑—治理生态”的链式发展路径。B区通过以全景式权责清单制度代码化改革破解科层刚性约束，借助平台化治理机制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重塑的协同互构，最终培育具有韧性的数智治理生态，构建县域数智治理新范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创新、典型案例解构和横向案例对比分析，构建“技术—制度—生态”融合理论模型，提出“制度代码化”概念和“科层为体，平台为用”的治理范式。本研究不仅拓展了技术治理研究的分析维度，更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与制度创新的知识增量。

数智治理，“技术—制度—生态”融合理论模型，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治理生态

题目：

刘劲松（四川大学商学院、科技金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谢德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新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与传统理论预期和欧美成熟市场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可转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转股并退市，本文称之为“中国可转债高转股之谜”。本文认为，发行公司在可转债存续期间的促转动机以及由此诱发的机会主义促转行为是该谜题的一大解释。为此，本文选择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策略性信息披露作为机会主义促转行为的典型表征，实证检验促转动机的存在性并解释我国可转债高转股之谜。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发行公司在可转债存续期间会异常披露更多净利好消息，表现为利好消息异常增加和利空消息异常减少，即存在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基于债券层面的证据显示，公司的策略性信息披露随其促转动机的增强而增加，且能显著提高可转债转换价值，引导投资者债转股。可转债发行规模、票面利率及公司偿本付息能力与税收负担所反映的财务危机成本、利息节约效应和税盾效应，能显著调节发行公司的策略性信息披露，印证了促转动机的成本收益权衡机制。此外，在市值管理真实行为实施成本较高的发行公司中，策略性信息披露更为显著，进一步揭示了促转行为的决策机理。本文从策略性信息披露视角验证了可转债发行公司的促转动机，为我国可转债高转股之谜提供了注解，同时有助于完善现行可转债监管框架，提升跨正股与可转债市场的监管效能，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可转债高转股之谜，促转动机，策略性信息披露，机会主义促转行为

题目：

徐巍（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钱宇航（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通过强制退市实现资本市场出清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退市监管的逐渐加强，退市公司数量逐渐增多，资本市场出清速度显著加快。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强制退市公司竞争对手视角，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出清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相关结果表明，强制退市发生后，退市公司竞争对手的投资水平会显著增加，且产品市场地位较低、连锁股东持股比例更高、经营能力更强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因为上市公司强制退市而进行投资扩张。拓展性分析表明，强制退市所腾退的产品市场空间，以及投资者对强制退市的反馈，是强制退市驱动实体经济投资的主要机制。此外，强制退市同时增加了竞争对手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但在不同的行业产能条件下，竞争对手的投资类型选择存在差异。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强制退市通过缓解投资不足而提高了竞争对手的投资效率。最后，强制退市也有利于竞争对手企业价值的提升。这些发现不仅在理论上为资本市场出清的后果提供了证据，也在实践上为更好地完善强制退市监管政策，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提供了部分借鉴。

资本市场出清，实体经济投资，强制退市，竞争对手

题目：

千茜倩（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钟宜文（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

与欧美国家债券市场存在发行抑价不同，我国债券市场存在发行溢价，即相较于债券二级市场价格，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更高、发行利率更低。既有研究表明，为增加赢得未来承销业务的概率，获取更多承销费，承销商有动机取悦发行人，帮助其压低发行利率，产生发行溢价。但同样作为承销商，券商所承债券并没有显著溢价，承销费未能解释承销商的异质性。本研究发现，银行拥有承销商和托管行的双重身份是债券溢价的主要成因，托管行意味着银行可利用托管的募集资金获取额外收益，体现在既能满足流动性需求也能获得存贷款业务收入。即使压低发行利率会损失承销费用，券商无利可图，银行仍能通过额外收益交叉补贴，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化。但由于债券期限越长，持有债券风险越高，溢价现象主要出现在银行承销的短期融资券中。本文基于拍卖理论模型刻画了上述机制，并利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债券数据提供了经验证据，在了解清楚承销商对债券定价影响机制的同时，也为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承销商，债券溢价，额外收益，交叉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