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25年第2期

01 中国企业数字技术风险暴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自大语言模型的文本分析证据

陆瑶，施函青，周欣怡

02 全球供应链关系中的行业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基于中美供应链关系的研究

杜茜茜，等

03 减税激励与企业异质性创新

蔡宏波，汤城建，毛健

04 财政收入、支出结构激励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卢盛峰，田慧，李成

05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政策的跨国协同研究——兼论中国扩大开放的全球开放引领作用

张鹏杨，冯阔，唐宜红

06 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实践路径与政策选择

隋建利，霍子蓬，刘金全

07 基于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与企业异质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田磊，等

08 公共数据开放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要素的视角

郭家堂

0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篇章

张宇

10 城市人口规模与政府供地结构：纳入民生设施用地的新视角

徐航天，李思萱，杨曦

11 商业银行绿色治理信贷溢价效应研究

梁琪，李温玉，余峰燕

12 数字平台与制造业企业利润率

谢富胜，邓可为，江楠

题目：

陆瑶，施函青，周欣怡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

做优做强数字经济，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高度重视新一轮数字技术变革中的风险防范问题。本文利用FinBERT和GPT大语言模型对A股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进行文本分析，构建多层次数字技术风险暴露程度的衡量指标，探讨我国企业数字技术风险的暴露情况及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年龄较大、杠杆率较高、资产收益率较低、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面临更严重的数字技术风险暴露。第二，数字技术风险暴露会显著降低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其中，数据安全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均有明显负面影响。在利用美国同行业数字技术风险暴露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实证结果保持稳健。第三，主要的影响机制在于数字技术风险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性，对供应链生产网络产生溢出效应，且给企业带来长久的声誉损失。本文的结论对如何平衡数字化转型中的收益与风险、推进企业持续优化数字化转型路径、护航数字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政策意义。

数字技术风险，供应链外溢，大语言模型，企业价值，数据安全

题目：

杜茜茜，孔东民，潘玉坤，申睿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处于全球供应链关系中的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愈发不确定的外部行业环境，是关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也是关乎企业生存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美跨国供应链关系，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卖方金融分析师报告的文本大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构建美国行业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作为供应链上的行业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进而研究了跨国供应链上的客户行业不确定性对中国供货商企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美国下游行业的不确定性越高，中国上游企业会计收入和会计利润越低，这一结果符合成本黏性理论的预期。同时，国内上游企业会减少投资活动作为应对措施，这与实物期权和投资不可逆理论的预期一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跨国供应链上的下游行业不确定性对于未来股票收益率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表明资本市场并未有效地反映该不确定性信息。本文的研究从中美供应链关系的视角考察了外部行业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这对于加强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帮助我国企业应对外循环中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行业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企业利润，投资活动

题目：

蔡宏波，汤城建，毛健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一带一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致力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然而企业在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操纵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政策效果，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基于2008—2019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发明专利数据，使用群聚-双重差分（bunching-DID）方法对策略型高新技术企业与典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不同规模企业均有通过操纵研发密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情况，并且此类企业的数量与比重逐年增加，其中操纵研发密度的大中型企业数量与比重均多于小型企业；（2）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对典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力资本升级是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渠道，而策略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显著提升；（3）策略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存在会给典型高新技术企业带来创新污染效应，削弱典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4）地区税收征管能力的增强会显著抑制策略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密度操纵行为，并能够对典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带来更大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结论为评估创新激励政策效果与后续调整优化政策作用对象提供了理论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企业创新，群聚-双重差分，创新污染效应

题目：

卢盛峰，田慧，李成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已成为共识，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增强地方财力建设，还是需要调整支出结构激励？本研究首先通过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收入冲击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影响，并基于2012—2020年民生性公共服务站点的时空大数据，利用国际油价暴跌的外生冲击，实证检验了财政收入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研究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加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改善效应依赖于地区财力是否优先满足生产性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需求。只有在生产性支出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才可能兼顾民生领域支出，逐步实现“重民生、促投资”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目标。此外，用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新增财力也存在政府投资局部化和集中化现象，这凸显出资源配置的空间不均衡。本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形成的背后机理，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财政收入，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支出结构激励，石油价格冲击

题目：

张鹏杨，冯阔，唐宜红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贸易政策跨国协同对重塑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构建双边关税互动模型，论证了全球价值链下各国实施贸易政策的引致关联，探讨了大国开放对其他国家贸易政策开放的引领作用。进一步，使用中国《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调整作为进口开放政策冲击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中国对部分产品实施进口开放政策后，各国在对应产品上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显著减少，呈现中国开放与世界开放的协同性。中国的进口开放政策拉动了各国在相应产品上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提升了各国出口中的间接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使用，这是各国歧视性贸易政策下降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高和全球价值链位置趋近下游的产品，中国进口开放政策下贸易政策跨国协同效应更加明显。本文诠释了中国开放对全球共同开放的引领作用及内在逻辑，为中国以实际行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理论证据。

贸易政策跨国协同，全球价值链，中国进口，歧视性贸易政策

题目：

隋建利，霍子蓬，刘金全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构建宏观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从收缩规模、抵抗能力、恢复潜力的视阈，剖析经济基本面、社会发展、经济行业、微观经济活力维度下宏观经济的收缩、抵抗以及恢复韧性，归纳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实践路径，结合对韧性提升方面经济性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的有效性评估，探讨增强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政策选择。研究发现：（1）高质量发展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收缩韧性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22年以来，经济基本面、社会发展、经济行业以及微观经济活力维度收缩韧性的稳健增强，助推了宏观经济收缩韧性的快速回暖。（2）新发展格局时期宏观经济的抵抗韧性已初具规模，经济基本面、社会发展、经济行业以及微观经济活力维度的抵抗韧性，均展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迹象。（3）在韧性提升方面，同业拆借利率、税收收入以及国债收益率的政策有效性较好，非经济性政策的有效性总体较为优异。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理论框架，实践路径，政策选择

题目：

田磊，林建浩，蒲龙，彭玉磊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此，在考虑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稳增长压力的运行状态下，本文构建能够准确拟合多个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经济指标的一般均衡模型，量化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和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将经济由稳态运行状态拖入经济增长承压运行状态的负向外生冲击导致产品价格下降、融资约束企业占比升高，进而使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府消费扩张和政府投资扩张等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支出扩张类刺激政策的作用持续性也有所下降。即便如此，面对负向外生冲击，政府消费扩张和政府投资扩张也依然能够产生明显大于1的产出乘数，增值税税率下调也能够持续地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拓展分析发现，在经济面临稳增长压力状态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迟缓响应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刺激效果，而降息类宽松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则可明显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后，本文从政策内容、实施时点、财政与货币等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方面，就如何贯彻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针对性建议。

宏观经济运行状态，金融摩擦，实际摩擦，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

题目：

郭家堂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2010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数据高度渗透到各领域，然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重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普遍放缓，引起了学界对索洛悖论的再次关注。针对该经济现象，本文从数据要素减少信息误差（第一经济价值）和创造新的知识（第二经济价值）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数据要素中公共数据开放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说。借助中国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逐步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释放大量数据要素，对中国绿色效率改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暂未显现，总体上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上述作用中，公共数据开放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和节能减排等效应特征。微观层面实证研究证实了以公共数据为代表的数据要素两大基本经济价值，大部分中国企业有效利用了其第一经济价值，少数拥有丰富专有数据的企业有效利用了其第二经济价值。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对索洛悖论给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可能忽视了能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从而给出“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片面判断。本文研究为中国的公共数据开放、数据要素价值认知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证据。

索洛悖论，数据要素，公共数据开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题目：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和历史贡献在于，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新形态，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开辟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创造的新篇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更好发挥出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资本健康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和市场关系，“两个毫不动摇”

题目：

徐航天，李思萱，杨曦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核心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建设用地功能配置上的决策逻辑。地方政府以非市场化（或半市场化）方式为主出让民生设施用地，以市场化方式为主出让工业、居住和商服等其他生产生活用地。在建设用地总量受指标约束的情况下，二者相互替代，并分别通过提升宜居性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改善居民福利。本文构建了包含民生设施用地的政府土地配置决策模型，并利用2007—2020年城市人口增长和土地出让数据开展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常住人口增长越快的城市，人均新增用地供给约束越强，其民生设施用地出让占比越高，而工业和居住等用地的出让占比越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民生设施用地的容积率相比其他用地更低，且难以随土地供给约束的加强而向上调整；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公共服务的人均供给水平面临压力，居民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关注度上升，因此人均民生设施用地规模存在难以向下调整的特征。本文将民生设施用地纳入政府供地结构的分析对于我国优化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改善民生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规模，民生设施用地，供地结构，公共服务

题目：

梁琪，李温玉，余峰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目前鲜有研究下沉到微观业务层面探讨银行绿色治理对其绩效的影响，而对该问题的回答关乎银行能否兼顾“绿色”与“盈利”双重目标、保持服务经济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有鉴于此，本文在构建我国银行绿色治理指数基础上，利用手工收集的2008—2018年17552笔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数据，考察了银行绿色治理对信贷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银行绿色治理会显著提高信贷定价，即存在银行绿色治理信贷溢价效应。第二，银行绿色治理会通过绿色声誉效应和绿色成本效应提高信贷定价。第三，考察银行端绿色治理类型发现，银行主动型绿色治理的信贷溢价效应显著强于遵从型绿色治理。第四，分析企业端绿色表现异质性发现，企业绿色表现提升可缓解银行绿色治理信贷溢价效应的影响。此外，与高绿色治理水平银行建立借贷关系有助于降低企业后续贷款成本。本文为监管部门深化绿色银行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为银行通过绿色治理获取竞争优势、为企业持续提升绿色表现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治理，信贷定价，主动型绿色治理，遵从型绿色治理，企业绿色表现

题目：

谢富胜，邓可为，江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数字平台作为新的商业资本的具体形态，凭借其加速制造业商品流通与资本周转的功能，能够提取制造业企业创造的价值从而获取利润。数字平台的“加速周转”效应与“价值提取”效应共同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利润率，随着制造业的数字平台投入越过一定门槛，前者的影响逐渐被后者抵消，致使利润率下降。本文吸收任务模型和利息议价模型中对流通时间和博弈过程的设定，以一个拓展的资本循环模型刻画了上述过程；随后通过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数字平台中间投入量指标，使用门槛回归等方法验证了上述机制。相关政策需要推动制造业企业积极接入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使平台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博弈从竞争走向合作，才能使得数字平台成为中国企业打通要素循环、塑造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

数字平台，制造业，利润率，商品流通，价值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