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25年第7期

01 技术赋能、制度弹性与价值共识——政务热线平台治理效能的框架建构

赵萌琪，奥马尔·拉扎兹

02 全球价值链、动态分工边界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钱学锋，高婉

03 大语言模型引致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与决策范式的重构

米加宁，李大宇，董昌其

04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测算及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新证据

张丹丹，等

05 税收制度改革的税负不平等效应分析——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倪红福，李佶冬，周倩玲

06 公募基金的市场认知能力及业绩表现——基于管理报告文本活跃度视角

张维，陈卓，林兟

07 政策取向一致性与企业高质量绿色转型

王渊，李牧南，梁彦希

08 农业如何借“数智”提“新质”从传统走向现代？ ——基于青莲食品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的案例研究

文雁兵，周艳，汪寿阳

09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收入效应研究——来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经验证据

杨丹，等

10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

戚聿东，朱正浩，赵志栋

11 客户企业专精特新资质认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基于供应商双元知识搜寻视角

杨金玉，等

12 数字平台跨界并购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平台间用户互动的视角

徐洪海，等

题目：

赵萌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奥马尔·拉扎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数字时代治理效能的复杂性催生了评估范式的革新需求。本文针对传统治理效能评估框架在动态性、协同性与价值整合方面的理论局限，构建了“民声诉求、智能解析、责任反馈”的三维评估分析框架，揭示了技术工具、制度调适与公共价值协同演进的内在机理。基于全球政务热线平台的比较研究发现，治理效能的提升不仅依赖关键要素的在场性，更取决于各要素相互间的动态协同质量。需要通过突破静态知识转化瓶颈进行技术赋能，并依靠压力传导与规则迭代的适配性提升制度弹性，进而通过诉求响应与政策调适的双向校准达成价值共识。本文提出的动态互构的评估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对单维效率或价值理性的割裂认知，为解析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提供兼具解释力与实践穿透力的理论工具。

治理效能评估，VIA评估分析框架，政务热线，数字政务平台

题目：

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高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将对长期均衡发展形成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别建立两国三部门和三国三部门产品内动态分工的全球价值链模型，探究制造品零部件动态分工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使用中国现实数据进行计量验证，以期深化全球价值链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明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策略和路径，助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理论分析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内分工，或者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产品内分工，并以其为枢纽与发达国家进行间接的产品内分工，提升动态分工边界均有利于制造业技术水平持续上升，同时促进经济份额向高效率的制造业转移。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表明提高动态分工边界可有效缓解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压力。因此，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深化与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合作，拓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贸易，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球价值链，动态分工边界，经济结构转型

题目：

米加宁（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大宇（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董昌其（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语言模型正在引发一场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深刻影响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路径。本文旨在探究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如何重构决策范式，构建一个揭示两者内在关联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驾驭智能革命、推进人机协同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指引。研究系统梳理了知识生产与决策范式的共生演进脉络，深入剖析了大语言模型引致知识生产方式革命的内在机理及由此带来的决策范式变革路径。研究发现：大语言模型通过知识表征、映射、生成、建模等技术环节，推动从离散符号到连续向量、从局部特征到全局表征的知识生产范式转变，催生了规模化的知识整合与交互式的知识调用能力。在重塑决策范式方面，这一知识生产革命通过重构知识供给方式、赋能人机混合智能、催生满意化进化决策等路径引领组织走向开放、复杂适应和动态演化。进一步地，研究为缓解“哈耶克难题”提供了技术思路。同时，研究也辩证分析了大语言模型应用中的技术风险与社会影响，最终提出了多层次的应用策略与实践建议，为人机协同、群体智慧涌现及决策范式变革拓展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大语言模型（LLM），知识生产方式，哈耶克难题，人机协同决策，决策范式

题目：

张丹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于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李力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胡佳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莫怡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李泓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本文利用2018年1月~2024年5月之间发布的125万条在线招聘信息，基于对岗位工作任务的具体描述，构建了各职业“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估计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需求以及对岗位学历和薪资等要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新增职位的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呈现降低的趋势；暴露度较高的职业主要是对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和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包括会计、编辑、销售及程序员等。基于职业层面的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暴露度与劳动力需求呈现负相关关系，高暴露度的职业薪资增幅下降、职业内部的薪资差距变大，对教育和工作经验方面的要求也越高。本文强调，中国劳动力市场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有待加强，建议在加大对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的同时，降低应用门槛，鼓励企业和劳动者使用新技术。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劳动需求，就业，ChatGPT

题目：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佶冬（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周倩玲（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税负公平是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如何在税收制度结构调整中兼顾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07~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营改增”政策的企业税负公平效应与减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兼具提高税负公平性和减税的效果。具体地，“营改增”政策显著降低了行业—地区整体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同时也降低了行业—地区内部企业间实际税负的差异，即提高了税负公平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营改增”政策使改革前高税负企业的税负下降更多，因此减少了行业内的税负差异，实现了减税与公平兼具的效果；对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更深，改革前重复征税更严重的下游行业、避税动机更强的行业的减负和税负公平效应更好。机制分析显示，“营改增”通过完善抵扣链条消除了税制扭曲，达到了减税和降低税负差异性的目标；通过更多企业注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高征管公平，提升优惠政策的规范性，降低了企业间税负不平等。本文的结论对于构建更现代化科学化的财税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营改增，税收公平，税率差异

题目：

张维（天津大学复杂管理系统实验室、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陈卓（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林兟（天津大学复杂管理系统实验室、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在国家培育一流投资机构的政策背景下，科学评估基金管理能力已成为学术界、实务界及监管机构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但现行依赖结构化数据的评价体系存在信噪比偏低、数据易受操纵、策略性隐藏等问题。为此，本文将传统基于“持仓行为—业绩表现”的基金评价逻辑前移至“市场认知”层面，并提出基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度量方法，发展了基金能力评价框架。基于2008~2021年46050篇基金管理报告的文本数据，本文结合机器学习模型Doc2Vec，从管理报告意见的文本活跃度视角切入，衡量了基金的市场认知能力。研究发现：认知能力显著预测了基金的未来表现，并揭示了基金在择时能力上的差异，为现有主要侧重于捕捉择股能力的基金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补充。本文进一步从市场变化的异质性、认知到行为的转化路径以及投资者有限关注的外部影响这3个方面，探讨了该指标的预测机制，并验证了“认知—行为—表现”的逻辑通路。本研究丰富了现有的基金能力评价体系，有助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高能力基金，从而在宏观层面提升资金配置的市场效率，在微观层面改善中小投资者与社会保障性资本的长期福祉。

市场认知能力，基金表现，管理人报告，文本相似度

题目：

王渊（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牧南（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梁彦希（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宏观政策规划和设计愈发复杂和敏感，亟待构建跨政策类型的评价理论和计量框架。为此，本文将环境政策与科技政策纳入到理论模型，尝试分析宏观政策取向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绿色转型。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跨类型的政策组合效应评估框架，并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政策组合对企业高质量绿色转型的影响。其次，本文在机制分析部分研究了市场扭曲和市场壁垒对政策组合综合效应的影响。最后，本文分析了上述政策组合在企业产权属性、创新能力、所在地域、污染类型与资源集聚能力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政策组合能够发挥一定的协同促进作用，但是环境政策“以点带面”效果有限；环境政策和科技政策均能单独促进企业高质量绿色转型，但科技政策对于“规制+激励”型环境政策组合的赋能作用有限，而对其他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具备一定的协同效应；通过适宜的调控策略降低市场壁垒有助于提升政策协同效果。本文为进一步优化现有政策组合、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策效应评估，环境政策组合，科技政策效应，高质量绿色转型，双重机器学习

题目：

文雁兵（嘉兴大学经济学院、嘉兴大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 周艳（嘉兴大学经济学院、嘉兴大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 汪寿阳（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建设农业强国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加快推动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是重中之重。本研究基于青莲食品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案例，采用“动因—过程—结果”分析框架，剖析传统农业转型“现代化需求驱动→数智化发展过程→新质生产力结果”的内在形成机制和构建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全新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第一，遵循“数字技术赋能→生产效率提升→价值共创共享”路径，可以跨越数字鸿沟、跳出低效陷阱、走出薄利怪圈，有力推动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第二，利用“三链合一→纵向联通→横向协同”机制，可以完成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构建、拓展、优化，加速推进企业数智化发展；第三，经过“新质生产要素主导→新质生产产品主导→新质生产方式主导”过程，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农业生产资料数字化转型、农业劳动对象扩展升级，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本文的研究表明，农业现代化转型、企业数智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同步演进能够推动传统农业借“数智”提“新质”走向现代农业和未来农业。本文丰富了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从农业大国加快走向农业强国的实践启示。

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

题目：

杨丹（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大学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朱珠（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刘自敏（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余建宇（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该策略是否有助于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有待于深入研究。本文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增收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中间农产品以及劳动力3类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检验共同富裕目标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收入效应；然后聚焦于中国820个原国家级贫困县，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从绝对水平与相对差距两个维度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有助于促进农户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一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收入效应在革命老区和重点贫困县表现更为明显。从不同品牌种类来看，经济作物和水产品类品牌比其他类品牌的收入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产业集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挥收入效应的重要渠道。最后，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对邻近地区的收入效应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实现、增强脱贫摘帽地区内生发展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共同富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集聚，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题目：

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朱正浩（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商务贸易学院） 赵志栋（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学术影响力仍显不足，理论发展现状与人工智能时代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为了系统性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主要制约因素，继而从知识创造的视角，剖析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管理学知识创造的过程，以及人工智能驱动下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策略和未来研究机会。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化—表出化—组合化—内部化”螺旋式上升的知识转化过程，中国管理学理论得以发展和完善。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经历了一个相互依赖、循环递进的建构过程，包括跨领域个体经验分享和人机协同、学术共同体间的交流与理论整合、学术生态的丰富与优化，以及学术生态与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本文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方向性启示。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创造，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

题目：

杨金玉（四川大学商学院） 罗勇根（广州大学管理学院） 虞吉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冯博（苏州大学商学院）

既有关于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本身，其在供应链上的溢出效应及其补链和强链作用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以客户企业专精特新资质认定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其对供应商双元知识搜寻的影响，并立足于客户需求观与资源基础观剖析差异化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1）客户企业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显著提高供应商知识搜寻广度和深度，并对知识搜寻深度的影响更为明显；（2）该影响主要通过存在替代作用的资源效应和倒逼效应两种渠道实现，资源效应主要作用于知识搜寻广度，而倒逼效应更多影响知识搜寻深度；（3）上述渠道的替代效应还取决于以下两个关键性的边界条件，较高的客户集中度将凸显倒逼效应对知识搜寻深度的正向影响，但弱化资源效应对知识搜寻广度的影响，而技术距离则削弱倒逼效应对知识搜寻深度的影响，但强化资源效应对知识搜寻广度的影响；（4）客户企业专精特新资质认定还具有前向溢出效应，并能够提升供应商创新质量和供应链韧性。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如何借助客户企业专精特新资质认定带来的发展契机来拓宽或者平衡双元知识搜寻提供重要启示。

专精特新企业，供应链，资源效应，倒逼效应，多时点双重差分

题目：

徐洪海（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张贵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刘玉斌（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刘婵（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随着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加剧，平台企业围绕核心业务通过跨界并购拓展新业务、构建生态系统的现象日益普遍，引发诸多新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以平台间网络外部性（即不同业务平台用户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为切入点，通过构建霍特林竞争模型探究平台跨界并购对企业利润绩效的影响机理，利用2014~2021年上市数字平台企业并购样本数据对部分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平台间重合用户数对“百度跨界投资知乎”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跨界并购能够提高平台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在平台间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平台企业在跨界并购后可以利用跨平台的非对称定价策略扩大用户规模，以高价业务平台收益弥补低价业务平台损失的交叉补贴方式提高整体利润。并且，目标平台竞争优势越大、主并平台市场覆盖率越低，则跨界并购越能提高利润水平。由于更多的用户向实施跨界并购的平台聚集，未实施并购的独立平台将处于竞争劣势，其利润绩效通常会遭受损失。本文基于平台间网络外部性揭示平台跨界并购的经济动因和内在逻辑，丰富了企业并购和双边市场理论，对于平台跨界竞争与合作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平台企业商业实践和相关公共政策实施也有启示意义。

数字平台，跨界并购，平台间网络外部性，企业利润，双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