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管理评论》2025年第6期论文目录、摘要

01 数字化能力总是有益的吗？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元分析

马鸿佳，王春蕾

02 创新服务组织赋能视角下企业边界管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李玥，等

03 主动求变还是压力使然？“供给者”变革视角的IT企业AI转型与业绩增长组态研究

阮昊怡，等

04 后发先至、慢即是快？数字创业企业迭代创新对创业结果的影响研究

倪嘉成，等

05 内外兼修：多重网络交互影响下的自组织团队创造力研究

王甜，等

06 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制度环境下的组织同构理论视角

赵铭，鲁晓

07 平台型智造企业协同制造生态构建研究——基于捷配科技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吴群，陈倩，李梦晓

08 种群共生网络与知识溢出效应：基于共生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解学梅，等

09 捐赠金额选项数量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

王海燕，等

10 大疫无常，有备无患？传染性疾病疫情反复对消费者恐慌性购买的影响研究

刘建新，等

11 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与会计信息质量

吴昊旻，等

12 立案监管在“校友圈”中的威慑效应——基于年报文本信息的证据

杨旖，等

13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费用粘性

袁淳，等

14 宏观之“预”下的企业之“应”：通货膨胀预期与企业金融化

胡珺，等

15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检验

谢谦，等

1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防控信息技术规避行为研究

王璐瑶，等

17 搜索引擎平台策略性行为：作用机理与福利效应——以品牌关键词检索为例

蔡祖国，李世杰

题目：

马鸿佳，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王春蕾，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逐渐成为热点议题，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中二者关系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很大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并未揭示导致上述分歧的边界条件。针对上述问题，对73篇实证文章中的74个独立研究、20599个样本进行元分析，探究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中度正相关（r＝0.460，0.3≤r＜0.5）。（2）不控制绩效数据来源时，与使用财务指标相比，使用非财务指标测量企业绩效时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但控制绩效数据来源后组间差异不再显著；不控制绩效测量指标时，与使用档案数据度量企业绩效相比，使用问卷数据度量企业绩效时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但控制绩效测量指标后组间差异不再显著。数字化能力作为动态能力时以及作为运营能力时对企业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二者差异并不显著。（3）与大型企业相比，数字化能力对小型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与成熟企业相比，数字化能力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4）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相比，数字化能力对新兴经济体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但该观点仅得到部分支持。高权力距离、低个体主义、高阳刚性、高长期导向的国家文化背景下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文化背景下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仅得到部分支持。研究结论为拟开发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管理者提供了决策支持。

数字化能力，企业绩效，边界条件，元分析，数字化转型，天生数字化企业

题目：

李玥，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邓倩玉，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天一，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卓，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动态、模糊的企业边界是数字化情境下跨界融合创新的关键。创新服务组织凭借知识密集性、数字敏捷性和产业联通性优势，能够有效赋能企业提升边界管理能力。基于边界组织理论和赋能理论，将创新服务组织分为知识边界型（KS）、技术边界型（TS）、市场边界型（MS）三类，并以比亚迪及合作的6个创新服务组织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探索“创新服务组织—赋能机制—企业边界管理能力”作用路径。研究发现：KS的赋能机制包括研发优势传导机制和信任关系培育机制，TS的赋能机制包括平台生态联动机制和技术资源供给机制，MS的赋能机制包括用户数据反哺机制和应用场景拓展机制；企业边界管理能力是由管理对象维度的知识、技术、市场边界管理能力以及管理流程维度的边界识别、跨越、重构能力所构成的复合型能力，具体细分为9种类型；基于三类创新服务组织赋能，揭示了面向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环节的企业边界管理能力提升路径。本文丰富了创新服务组织分类和边界管理能力研究，拓展了边界组织理论与赋能理论在创新服务组织领域的应用，并为数字化时代的创新服务政策优化及企业边界管理提供启示。

边界管理能力，提升路径，创新服务组织，边界组织理论，赋能理论

题目：

阮昊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朱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池毛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AI转型延续并发展了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但多数研究是从“使用者”视角开展的。由于IT企业的AI转型通过研发和技术服务输出来表征其转型行动，本文基于）的IS资源/能力管理架构，从“供应者”，变革角色提出AI转型理论框架，在战略导向、创新吸收以及合法性约束三大维度提出影响IT企业AI转型的五个条件，试图识别影响绩效获取的关键模式。基于44家企业的一手调研客观数据，采用fsQCA方法识别了3种高绩效和4种低绩效组态结构。研究发现，AI战略导向和内部知识吸收是IT企业的AI转型高绩效实现的根源，抽象为“创新导向调整型”、“战略驱动变革型”和“自主创新深耕型”3种关键转型路径。而低绩效的所有组态均呈现AI导向不明确、吸收能力弱或合法性压力大并存的特征，表明，“被动”转型是无效的转型模式。本文进一步归纳了五个研究命题，揭示了IT企业独特的AI转型路径特征和作用机制，补充了以前强调组织能力重构的观点，深化了针对“供给型”变革的组织AI转型的理解。

AI转型，IT企业，AI导向，知识吸收，压力响应，组态分析，

题目：

倪嘉成，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 顾茜，佐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 李华晶，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新创企业创新与创业结果的关系一直受到关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迭代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创业企业应当采取怎样的迭代策略，从而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基于动态竞争视角下的AMC框架，本文利用1997-2017年1251家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迭代时机和迭代速度与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多市场接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更晚的迭代时机和更慢的迭代速度有利于减小竞争张力，帮助数字创业企业取得更好的创业结果，而多市场接触显著削弱了迭代速度对创业结果的影响。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把企业的迭代创新视作一种动态的竞争交互行为，为迭代创新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识别迭代创新对创业结果的影响机制，丰富了数字创业企业创新驱动成长的理论探索；考察多市场接触作为迭代创新影响创业结果的边界条件，增进了多市场竞争的相关研究。本文拓展了对创业企业行为特征的传统认知，为竞争情境下数字创业企业制定恰当的迭代创新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也为监管者优化数字创新创业治理提供了一定依据。

数字创业，迭代创新，创业结果，动态竞争，多市场接触

题目：

王甜，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曹洲涛，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宋一晓，广东财经大学人力资源学院 廖琳，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在数字技术不断深入应用的浪潮下，组织内外部边界被打破，自组织团队运作模式在管理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其内部具有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外部嵌入知识网络。然而落后于管理实践的发展，内外多重网络如何交互影响自组织团队创造力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以自组织团队为研究对象，基于群体创造力模型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自组织团队内外部多重网络交互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三个时点收集的103个自组织团队的配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团队内部网络去中心化与外部知识网络利用分别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二者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提升非正式学习与互惠替代学习，且通过非正式学习提升团队创造力。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内外部网络交互情境下自组织团队创造力前因及影响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自组织团队创造力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外部知识网络利用，网络去中心化，非正式学习，互惠替代学习，团队创造力

题目：

赵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鲁晓，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数据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广泛应用数据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用户担忧。企业常采用隐私政策实现对信息处理过程的披露，并获得用户的知情同意。本文引入组织行为分析视角，以100家高度依赖数据进行运营的企业为样本，结合其代表性平台的130份隐私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证实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企业个人信息保护行为的发展。基于制度环境下的组织同构理论，进一步考察了法律法规的出台、同类型企业间的模仿以及企业内部专业规范部门的建立对企业的组织行为的影响，分析企业面对制度环境力量的动态调整。研究结果为我国互联网企业的数字技术治理提供了新维度的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数字技术治理，组织研究，互联网企业

题目：

吴群，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倩，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梦晓,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平台型智造企业是资源整合与技术创新有机融合的新兴制造企业业态，是构建协同制造生态的关键主体。本研究以平台型智造企业的典型代表捷配科技为案例对象，以“动态能力-典型模式”为主线，剖析其协同制造生态构建过程，研究发现：（1）平台型智造企业协同制造生态构建在蓄势、成形和赋能阶段分别表现出机会识别与资源拼凑、机会探索与资源编排、机会开发与资源协奏的动态能力；（2）平台型智造企业在不同动态能力的推动下分别采取了“自营工厂+电商平台”、“自营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工厂”、“自营数字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数字工厂”的典型模式，最终形成了协同制造生态。本研究从动态能力视角拓展了平台型智造企业研究范畴，揭示了平台型智造企业如何构建协同制造生态的过程，为我国制造企业向平台化、智能化和协同化发展提供启示。

平台型智造企业，协同制造，生态构建，动态能力，资源管理

题目：

解学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余泓，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代梦鑫，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在创新3.0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创新实践面临巨大挑战；由此，积极融入创新生态系统与多样化种群构建共生网络成为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本研究遵循生态系统“隶属观”并基于共生理论构建了“种群共生网络→共生行为→知识溢出效应”逻辑链条，并通过收集电子通信制造业241家上市公司2010-2019年所构成的1711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种群共生网络的两个结构特征——网络集中度和网络稳定性均对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共生行为分别在种群共生网络两个结构特征与知识溢出效应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③，中心生态位深度和中心生态位多样性在“种群共生网络集中度→共生行为→知识溢出效应”中介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中心生态位多样性在“种群共生网络稳定性→共生行为→知识溢出效应”中介路径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④，董事联结正向调节种群共生网络集中度与共生网络知识溢出效应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综上，本研究不仅完善了创新生态系统知识溢出效应的理论框架，而且从中心生态位和董事联结层面拓展了知识溢出效应影响机制的边界，为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下进行共生耦合提供了理论借鉴。

种群共生网络，知识溢出效应，共生行为，中心生态位，董事联结

题目：

王海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费显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涯薇，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

现有研究大多探讨了消费情境下更多选项带来的积极效应，然而其负面效应研究仍十分有限。本文基于捐赠背景探究了选项数量对人们捐赠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4个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多个捐赠金额选项（vs.单个捐赠金额选项）会显著降低人们的捐赠意愿，且该影响是通过选择困难的中介实现的。具体而言，多个捐赠金额选项会因为增加捐赠者的决策步骤以及对捐赠选项的权衡比较过程，进而引发人们更大的选择困难，导致其更低的捐赠意愿。研究结论既拓展了捐赠金额选项数量在捐赠决策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网络公益平台优化捐赠广告诉求效果提供了实践启示。

捐赠金额选项，选择困难，捐赠意愿，捐赠广告诉求

题目：

刘建新，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范秀成，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 杨建华，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营销与商务分析系 张成虎，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新冠等传染性疾病疫情仍然在持续的迭代扩散，其曾经不断引发的恐慌性购买前所未有。虽然已有研究探究了传染性疾病疫情的严重性、持续性和干预性等对消费者恐慌性购买的影响，但却鲜有研究其反复性的影响。基于心理应激理论与心理韧性理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深入探查了传染性疾病疫情反复影响消费者恐慌性购买的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并采用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实验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1个田野调查和3个实验室实验，结果表明：（1）传染性疾病疫情反复确实会引起消费者的恐慌性购买，而且垂直性反复较之于水平性反复的影响更为严重；（2）心理应激与心理韧性会共同中介它们之间的影响，其中前者起着积极中介效应，而后者起着消极中介效应；（3）消费者结构化需求会对共同中介产生调节作用，即高结构化需求者更容易让心理应激中介效应占优，而低结构化需求者更容易让心理韧性中介效应占优。这些研究结论不仅对深化和完善重大公共危机理论和消费者恐慌性购买理论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消费者、厂商和监管机构等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传染性疾病疫情反复，心理应激，心理韧性，消费者结构化需求，恐慌性购买

题目：

吴昊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张静辉，中南大学商学院会计学 张华玉，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本文以国务院2014年3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控制权市场的并购威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发现：控制权市场的并购威胁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支持短视行为效应，且这一作用在资本市场压力大、并购市场热度高、媒体曝光度高、非国有企业和CEO职业忧虑大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会加剧上市公司的向上盈余管理、降低会计师事务所更换概率、提高信息披露违规的被稽查概率以及上市公司的被并购风险。

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控制权威胁，会计信息质量

题目：

杨旖，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张安婷，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李增泉，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本文以2013年-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观测对象，研究发现，“校友圈”内存在公司被立案，会使圈内其他公司的年报语调下降，且这种下降在年报语调真实程度更低时更为显著。说明立案监管在校友圈中起到了威慑作用，减少了圈内公司的策略性披露，促使它们披露了更为稳健、真实的信息。在机制检验中，我们发现，当私有信息传递效率较高时，立案对圈内公司的威慑效果显著，当立案监管信息存在公开扩散渠道时，圈内人的信息优势会被削弱。此外，不同类别的违规有不同的威慑形式，以“年报语调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威慑效果主要存在于“误导性陈述”类案件中。在校友违规后受到了“重处罚”、校友违规当年即被立案的情况下，对圈内公司年报语调的影响更大。在经济后果检验中，我们发现校友被立案显著降低了圈内公司年报披露后一年内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反映出对实际监管处罚相关知识的学习有助于市场主体修正对违规成本的低估；此外，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稳定市场主体对违规成本的预期，引导媒体对立案监管信息深度挖掘，广泛传播，将有助于立案监管的威慑效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

校友圈，年报语调，立案监管，威慑效应，策略性披露

题目：

袁淳，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李超颖，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数字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2年—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费用粘性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费用粘性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旧保持稳健。进一步的，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分维度对费用粘性也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区分企业费用的不同组成部分，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高管薪酬粘性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高管薪酬粘性不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样本中更显著。结合地区金融环境，在传统金融禀赋较差、金融监管较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存在更强的费用粘性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发展发挥微观治理效应、优化企业费用决策以及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费用粘性，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金融监管

题目：

胡珺，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潘婧，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宋献中，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根据费雪效应假说，金融债券在通货膨胀加剧时期能够起到保值增值效果，是有效的抗通胀资产。本文结合费雪效应，以2009—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管理者出于对冲预期通货膨胀风险的考量，是否会动态调整企业金融资产。研究发现：通货膨胀预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但在我国两者关系没有突破U型拐点，主要表现为当预期通货膨胀相对上升时，企业会显著增持金融资产，且上述关系在高竞争行业、民营企业和高管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企业中会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预期通货膨胀上升时期企业会相应增加内源和外源融资，且两者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敏感性会进一步加强，但这也导致了企业实体投资的挤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调整金融资产配置的风险对冲策略，虽然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绩效，但这主要是源于金融投资收益的增加，企业主业经营业绩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本文从预期通胀风险管理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潜在动因，但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表明，通过增持金融资产以对冲通货膨胀风险并非是一种积极的风险管理策略，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对企业风险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费雪效应，预期通货膨胀，企业金融化，企业价值

题目：

谢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毕文静，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才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以2014年、2015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主要通过加大创新资本投入以及优化研发团队结构等渠道实现。进一步的创新效果评估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经济效益。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内部环境而言，税收激励对高融资约束以及高管理效率的企业创新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同时对于高管学历较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中大型企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外部环境而言，低补贴收入以及第二产业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为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收激励，企业创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创新资本投入

题目：

王璐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王乐，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张紫琼，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智能设备为政府实施防控信息技术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老年人往往因不擅使用智能设备而产生防控信息技术规避心理与行为。本研究基于“压力源-反应-结果（SSO）”模型，从技术压力视角考察防控信息技术压力源和压力反应对老年人防控信息技术规避行为的影响作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采用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第一阶段通过深度访谈38位老年人获得质化资料，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范畴提取，发现技术复杂性、技术过载、技术威胁、技术入侵、技术自我效能和技术焦虑是影响老年人防控信息技术规避行为的压力源和压力反应因素，其中技术自我效能和技术焦虑属于积极和消极的压力心理反应。第二阶段通过实证分析来自321位老年人的调研问卷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四种技术压力源因素对老年人防控信息技术规避行为的直接效应，并进一步探明了积极和消极的技术压力反应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防控信息技术的“适老化”改进提供了理论参考，对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数字鸿沟”问题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老年人，防控信息技术，技术压力，规避行为

题目：

蔡祖国，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李世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搜索引擎平台策略性行为呈现非中立性与中立性的二重性特征；既有研究文献往往从单一维度考察平台策略性行为的非中立性或中立性特征。本文考察搜索引擎平台策略性行为的非中立性与中立性特征所呈现的两类情景，辨析二重性特征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策略性行为非中立性与中立性对立统一的内在逻辑，提出平台策略性行为差异化规制的实施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如果消费者点击-购买连续决策服从同质概率分布，则搜索引擎平台策略性行为呈现非中立性，即顺应付费搜索结果排序、扭曲自然搜索结果排序，驱动消费者点击-购买率转移至付费搜索结果列表，提升平台当期利润；若消费者点击-购买连续决策服从异质的概率分布，则搜索引擎平台策略行为呈现中立性，即同时顺应两类搜索结果排序，兼顾吸引消费者点击-购买率和吸引平台长期利润。而且，平台策略性行为并不会始终呈现非中立性或中立性的单一特征，其随着消费者点击-购买连续决策概率分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销售商、消费者与搜索引擎平台三方的激励相容，从而推动搜索引擎平台市场势力向纵深扩张。本文研究结论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规制政策制定及互联网平台企业实践探索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搜索引擎平台，策略性行为，平台非中立性，平台中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