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01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

黄建军

02 论作为伦理责任主体的团体

甘绍平

03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重塑

余南平

04 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基于中央转移支付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贾俊雪，张珂玮，刘文彬

05 中国专利交易中的绝对权类型法定

张轶

06 从生产网络变迁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郭凯明

07 西周空间观的话语建构与言说方式

林甸甸

08 秦汉县域人文地理构造与大一统国家奠基

马新

09 “义”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本土资源——“先尽亲邻”习惯的再探讨

凌鹏

10 数据驱动语言学的理论基点

刘海涛

题目：

黄建军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引。在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蕴含着“人民至上”“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集成”“破立统一”等重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原理性贡献。具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哲学思维、宏大的历史视野、高远的战略眼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以实事求是锚定改革的“最大客观实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以人民至上锚定改革的“根本原则”,确立了改革植根人民、依靠人民和造福人民的价值立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以系统观念实现改革的“系统集成”,确立了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和战略优化的方法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以问题导向明确改革的“重点领域”,确立了改革的“问题清单”以及标本兼治、破立并举的原则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实践导向，突出改革落实和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改革实现了“理论谋划”与“实践落实”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蕴含的方法论原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遵循。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原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题目：

甘绍平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人类整体性、机制性、集体性行为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与形塑作用日趋增强。不仅个体之人可作为行为主体，而且有组织的团体也构成人类行为主体及相应的道德责任主体。这一问题在伦理学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团体作为行为主体需要满足“拥有稳定的认同性”“行为与后果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联”“拥有意向性与行为自由”“能够与外界互动”四个归责的资格要求。团体与自然人一样具备责任主体的地位问题可以在道德哲学层面上做出肯定性论证。从一种功能性的角度解释，团体能够通过价值理念与决断程序的结合从而具有决策能力。团体意向性以团体的组织结构、价值导向、文化理念为形成背景。

团体，责任主体，行为主体，意向性

题目：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不断突破，特别是开源模型引领的低成本、本地化垂端部署趋势，预示着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时代的开启。与以往任何技术不同，AGI将通过自主学习真正实现技术自创生，引发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深刻而彻底的变革；凭借其高度通用性和跨域融合能力，在多个维度重塑国际权力结构，并引发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变化。AGI极高的技术壁垒还将进一步增强全球权力的非对称性，带来国际权力结构出现新“极化”的潜在风险。尽管AGI的技术边界尚未明确，但因其强大的跨域融合能力，伴随其演进过程，开源与闭源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之间的竞争将持续存在。与此同时，AGI所带来的技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推动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刻变革，并引发未来国际关系的“大转型”。

通用人工智能(AGI)，国际权力，技术自创生，技术复杂性，开源与闭源大模型

题目：

贾俊雪，张珂玮，刘文彬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基于一个中央—地方整体分析框架，对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中蕴含的中央与地方目标导向型策略互动行为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系下，地方政府通过更多中央转移支付，在提高投资水平的同时部分地承担经济发展成本，中央政府通过调整优化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有限支持了地方政府这一行为。这种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导向型策略互动，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有效约束与引导激励，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从而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央地关系的良性互动。这为理解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政关系的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进一步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央地财政关系，中央转移支付，现代财政制度

题目：

张轶

深圳大学法学院

我国学术界对专利交易中的绝对权类型法定问题关注较少。尽管专利法无法适用物权类型法定原则，但专利领域内绝对权类型不可随意设定。专利领域绝对权的类型化分析显示，其意定受到明显限制。在专利许可中，绝对权意定引发的悖论揭示，诸多法律条款难以支撑许可的对世效力，亦无法作为绝对权类型意定的法律依据。即使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专利交易特殊性显示，缺少绝对权类型法定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交易安全受损、第三方行动空间受限。

无体物，物权类型法定，绝对权类型法定，专利部分转让，专利许可

题目：

郭凯明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客观认识中国生产网络变迁特征，有助于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动因。在生产网络变迁内生于技术进步的视角下，全面评估1995—2022年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中性技术进步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网络变迁；第二产业中性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分别主要源于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通过加快要素结构转变，产业中性技术进步对冲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使劳动收入份额发生U型转变；第二产业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或将成为今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主导因素。当前，推动中国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应着力发挥生产网络传播效应，提高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程度，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与人才红利。

产业结构转型，技术进步，生产网络，有偏技术，劳动收入份额

题目：

林甸甸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商周之际，空间权力、空间知识与空间话语三者互动同构。殷商空间观以“立中”仪式与“四土”制度为基础。周人接受“西土”的身份起源并继承了“中国”的身份认同，建立了“上天—土中—四方”的空间话语体系，将原本作为政治实体的“四土”转化为虚指的整体，以“民”作为政治实体，建立“皇天—天子—万民”的德政话语。空间维度的拓展促成了新的话语实践，强调纵向权力关系的“庶邦”“万邦”,逐渐代替了强调平面方位关系的“多方”。空间指称的演变为“天下”话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方，庶邦，空间话语，天命观，话语建构

题目：

马新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秦汉时期的县并非仅是政区范畴，在其成为中央王朝最基本一级政区的同时，也形成了多元复合的人文地理构造。这一构造与商周春秋时期的封国、封邑甚至更为久远的方国都有渊源关系，在前代农耕文明基因传承基础上，实现了更深层次重构。通过县域政治地理格局的塑造，将县域政治地理延伸到所有地域，保障了大一统王朝建立在完整坚实的地理空间；通过政治地理与聚落地理的嵌合，将行政构造与自然聚落构造有机结合，保障了中央集权政体自上而下直达乡村的统一性；通过社会地理与文化地理的重构，形成县域社会同构与心理文化认同，保障了不同地域民众的王朝与国家认同。这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县域人文地理构造的形成对县的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此后两千年来，不论政治体制与政区层级如何变化，县始终是最为稳定的存在，对中国文明发展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秦汉，县域，人文地理构造

题目：

凌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丰富讨论，“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先尽亲邻”这一土地买卖习惯构成了识别“义”的关键视角，但民国以来对“先买权”的理解未能把握其中包含的“义”之逻辑。“先尽亲邻”强调对买卖双方主体的“义”的要求，而非对权利的分配。通过对历史和案例的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该习惯经历了由国家法律变为民间习惯，又被法律所限制的复杂过程。“义”的逻辑带来了行动者在道德层面的自主空间，既需要司法主体的裁断，又构成法的道德基础。这一逻辑背后所包含的德与法的对立与统一，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先尽亲邻，义，先买权，本土资源，法治社会建设

题目：

刘海涛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数智时代的语言学研究应基于真实的语言数据，从人类语言的本质出发，并充分吸取已有语言研究中的可用成分。通过语言数据挖掘语言规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线条性和系统性则是数据驱动语言学的两个基点。数据驱动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人驱概率系统，围绕人类语言的概率性特征，挖掘语言的线性规律与系统结构模式，探究线性词链和二维网络结构的关系，秉持数智时代语言研究同时关注人与机器的语言观，在“数驱”和“数基”的双轮驱动下，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力图发现人类语言系统的运作规律并考察这些规律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适用性，进而形成科学的“言语动力学”。这可以为构建可解释的人工智能和深入理解人类语言系统的运作机理贡献力量。

语言，数据，线条性，系统性，概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