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01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的创新逻辑

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02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出场逻辑与创新价值

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03 史学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基于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04 内外之间：通向一种中国风景美学

汤拥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05 构建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06 口头传统、交混性文本与民族文学批评的再反思

李长中，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07 差序性权威与新兴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08 属地化治理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汤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浦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09 走向群众自觉行动的基层治理实践

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10 论司法决策的适度“再情感化”

杜宴林，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

11 重构心灵实在：神经科学哲学的心脑问题研究

尤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

题目：

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现代化由近代欧洲开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一改过去“被动防御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取得了总体性重大成果，即开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生成与建构起来的，从理论上确立并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其最直接最集中最鲜明的目标指向，就是从根底上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 第二个结合， 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主体性

题目：

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新起点上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战略谋划，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它的出场彰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重要性，发挥着锤炼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和促进文明形态焕新的实践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建基于“自信才能自强”的交往互动，以“文化自信自强”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新起点上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经验为世界各民族拓宽了通往现代化的文化道路，以“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锚定了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民族和世界两个层面上的文化目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自信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强国， 人类文明新形态

题目：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是历史学家在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产物，亦即历史认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的生成过程，是中国史家彰显“主体意识”，追求信史、良史，揭示历史规律和历史真相的过程。千百年来，史家铭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无私奉献自己的学识和生命，以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历史自觉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主体性。当今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而加强历史认识主客体研究、重视中国史学主体性研究，则是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这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凸显和践行史家主体意识；不断巩固和弘扬中国史学主体性，为加快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史学主体性， 史家主体意识， 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题目：

汤拥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风景美学既非西方风景美学的中国版本，亦非古代山水思想的现代版本，而是与不断成熟的中国现代风景体验互为表里的理论话语。中国风景美学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它一直且将继续在古今中西的复杂情境中，展开多层次多向度的内外之思，以涵养自身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在生活的内外之间，中国风景美学需要不断更新“风景的发现”的内涵，同时寻求能够联通古今的言辨逻辑；在文化的内外之间，中国风景美学需要多方积累跨域言说的经验，不断完善融会中西的话语策略；在现代的内外之间，中国风景美学需要反复掂量各类风景书写中山水与风景的关系，以重建中国风景体验的时间结构和美学作为现代知识话语的历史意识。

中国风景美学， 风景文化， 风景时代， 山水思想， 风景书写

题目：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构建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是中国法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七十余年的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经历了“起步探索—体系搭建—特色构建”三个时期，初步形成门类较齐全、分工较合理的学科体系。法学是一门兼具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学科。传统学科设置科学性不足、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任务的转轨，迫切需要研究学科设置的科学性，把握其中的规律，加快构建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整体而言，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设置需要综合考虑研究对象、理论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学科组织形态等因素。在法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把握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立场方法，采用推进学科专业调整、促进新兴学科发展、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完善涉外法学学科建设的路径，促进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深度联动和一体建设，加快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体系。

新时代， 法学学科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 学科集群

题目：

李长中，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民族文学与口头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民族文学批评不能再受限于作家文学批评范式及其话语惯性，不能再将其纳入“口头/书写”这一等级论批评逻辑。立足民族文学与口头传统互嵌所形成的交混性文本，反思当前民族文学批评惯于对书面/作家文学批评范式及其话语的路径依赖，倡导一种基于口头维度的批评方法，是深化和发展民族文学批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途径。在理论意义上，以“上下联动、内外贯通”的大文学观、大批评观，把握民族文学的交混性文本特征及其生产机制，并将之纳入与社会时代整体互动格局；在文学意义上，考察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源流关系，为民族文学“走出去”寻求本土实践路径；在文化传承上，为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提供一种基于文学的方式。在话语资源层面，强调口头诗学遗产与口头诗学“中国学派”的批评转换。

民族文学， 交混性文本， 文本至上观， 口头诗学

题目：

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全球治理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在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新兴大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凸显。围绕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问题，既有研究未能触及制度竞争、权力竞争与观念竞争背后的道义性认同逻辑。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满足国际社会对规范与绩效的期望。全球治理的道义性认同逻辑认为，围绕权威分配的竞争会促使新兴大国权衡产品功能与位置空间差异，立足自身生态位积累差序性权威。差序性权威是大国在不同治理领域赢得的差等化认同，体现为横向维度的功能“差”与纵向维度的位置“序”。为满足国际期望并展示治理绩效，新兴大国在社会学习与角色分化两大机制作用下将采取不同于传统大国的供给策略。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与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差异化地采取错位供给、替代供给、协作供给与嵌入供给等差序性权威竞争策略，为塑造包容共享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新方案。

国际公共产品， 供给策略， 道义性认同， 新兴大国， 差序性权威

题目：

汤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王浦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在国家主导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属地化”长期以来构成我国社会治理的空间组织逻辑，属地化治理是其实践形态。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属地化治理面对个体化、多元化和流动化治理情景，吸纳现代性治理元素而进行的体制机制调适，由此形成的“政社融通”复合治理体系及属地化的“多级回应”“多方共治”和“纵向联动”等协同机制，为回应人民需求实现、治理结构优化、层级关系调整等社会治理核心议题提供了属地化的协同治理新方案，彰显了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创新性的有机统一。然而，“属地化治理”也内含属地化建构方式与网络化发展要求之间的张力，还可能引发纵向层级治理对横向多方共治的替代效应，从而制约社会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对此，需要顺应社会治理的网络化逻辑，在社会治理格局中重新定位属地化治理，进而推动空间组织逻辑由依托属地转向超越属地，有效协调“属地本位”与“网络中心”、“结构取向”与“问题导向”以及“组织支撑”与“数字驱动”三组治理取向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匹配。

社会治理现代化， 共治格局， 属地化， 网络化

题目：

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惠农资源投入为农民实现美好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在以项目为抓手、以技术为手段、以行政为主体的资源下乡方式下，农民虽享有政府供给公共服务但主动性不强，出现政治有效而治理效能不高的基层工作悖论。依托鼓励基层改革的体制优势，一些地区创新资源下乡方式，将群众参与和需求表达贯穿于资源落地环节，弥补项目制短板并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优化资源下乡方式关键是通过规范的制度形式将国家资源变成村庄资源，利用国家投入激活村级制度运转，让群众在振兴乡村的实践中提升主动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寻找将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有效办法，推动基层工作“为了农民”与“依靠农民”有机结合，是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资源下乡， 群众路线， 农民主动性， 基层治理

题目：

杜宴林，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新时代司法决策部署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要求司法决策者带着情感为人民群众司法。从具体实现路径方向分析，需要司法决策实现从“去情感化”到“再情感化”叙事的转向。但“再情感化”必须澄清和释明其与公正司法间的正相关关系。作为情感领域的典型范畴，“移情”无疑是最值得考察和检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其认知分支还是情感分支，均敏于个案公正所涉及的细微判断和道德慎思，均有利于“感受个案公正”的具象化。这对有着丰厚“忠恕”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不仅为反思西方式法治的内在局限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也为我们超越现代法律“情感/理性二分”的理论预设，并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中国式司法审判模式乃至法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

司法决策， 移情， 再情感化， 个案正义， 公平正义

题目：

尤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

神经科学为理解心灵实在提供了新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心脑问题聚焦心理活动与神经功能的直接关联，其生成与转换源于传统心身问题的理论困境，更得益于神经科学的突破性进展。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物理主义与结构主义以不同的方法路径展示出心灵实在及其边界，该谱系呈现了认识论意义上属性实在向结构实在的根本转变。通过自然主义策略可以构建出心脑问题的多层级与跨学科的解释系统。由此，把握自然主义的层级预设，理解机制主义的多层耦合，探索层级间的非线性因果联结，将塑造神经科学视域下的心灵、大脑与机器的三级框架。心脑问题的居中层级解释枢纽，可以为理解未来人脑智能与机器智能提供新视角。

心脑问题， 心身问题， 心灵实在， 神经科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