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25年第6期

01 要素替代非对称性与资源配置效率

林毅夫，等

02 跨地投资扭曲、产品市场分割与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基于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的研究

赵扶扬，等

03 税收征管信息技术进步与最优税制设计

刘贯春，张高荣，陈肖雄

04 量化交易的市场价值效应——信息优势的作用

陆蓉，张瑞瑞，闵思凯

05 基金抱团的成因、演化与经济后果研究——基于网络社区的方法

田正磊，刘洋溢，罗荣华

06 国有银行低位估值困境与资本金补充路径——基于邮储银行定增案例的探索性研究

王茂斌，等

07 空间集聚视角下长期护理保险的供方效应——来自养老产业的经验证据

朱铭来，何敏，马智苏

08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的机制研究——基于再生性架构设计视角

应瑛，等

09 链主企业如何牵引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基于海尔“可持续灯塔工厂”建设的案例研究

张延平，等

10 在模型误设的统一框架下理解双重差分方法的最新发展

林梦芸，等

11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双重身份”用户企业价值共创的协同演化机理研究

李雪灵，等

1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舆情生态的影响、挑战和治理

梁循，等

题目：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岳威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朱礼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现有关于资源错配的主流文献假设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是对称的，将美国的资源配置作为标准，认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错配。本文基于现实观察，提出要素替代非对称性这一新的理论概念，指出技术进步使资本可以不断替代劳动，但劳动替代资本却有边界。本文证明，即使要素市场不存在任何扭曲，要素替代非对称性的约束会导致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收益方差内生的大于资本充裕的发达经济体。现有文献以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收益方差为标准来衡量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存在严重误导。若通过外部干预来强行降低这种内生方差，反而会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本文进一步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证实了模型推论，并通过结构估计方法，控制要素替代非对称性影响后重新测算中国和美国资源配置效率间的差异，发现其结果显著低于现有文献的测算值。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发展阶段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内生影响，并提出了度量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给定发展阶段下的经济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要素资源配置 ，禀赋结构 ，要素替代非对称性 ，要素替代弹性

题目：

赵扶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王都（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戴若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同时促进要素和商品在地区间畅通流动。本文聚焦资本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从跨地投资扭曲和产品市场分割的交互关系出发，研究我国“资本逆回报率流动”的空间错配现象。本文认为，招商引资逻辑下的跨地投资扭曲是直接原因，而在产品市场分割下，企业为规避跨地贸易成本而直接在市场所在地投资建厂的动机同样会导致资本要素的空间错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跨地投资决策和地区间产品、资本、劳动力市场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跨地投资扭曲和产品市场分割对资本空间错配的影响占比基本相当，而忽略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交互效应将导致国内贸易开放带来的总体利得被低估约20%；造成资本空间错配的深层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和财税激励下的扭曲行为。政策模拟显示，地区间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可以有效缓解资本空间错配从而带来整体效率提升，但也会面临一定成本与困境：第一，欠发达地区资源被压缩导致地区差距扩大，需要推动劳动力的同向集聚才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第二，市场一体化的建设将在地方执行层面面临潜在阻力，而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等财税制度改革可以推动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

跨地投资 ，市场分割 ，资本空间配置 ，量化空间均衡模型

题目：

刘贯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中观经济学研究院） 张高荣（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陈肖雄（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税收征管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与代表性企业的三期动态博弈理论模型，系统探讨了企业所得税的最优税制设计问题。研究发现，当政府部门只关注税收收入单一目标时，由于税收征管信息技术进步会减少企业逃税行为，最优的法定税率与税收稽查强度理应向下调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政府部门同时关注税收收入与经济产出双重目标时，税收征管信息技术进步对最优法定税率与最优税收稽查强度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具体地，当政府部门对经济产出的关注度较低时，最优税制设计与单一目标情形保持一致，否则最优法定税率与最优税收稽查强度理应向上调整。进一步讨论发现，随着税收征管信息技术进步，最优税制设计的调整幅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和资本调整成本相关，而且会对企业实际税负、经济产出、税收净收入和社会无效损失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的最优税制设计理论，为决策层调整企业所得税以缓解财政压力和助力经济“稳增长”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施方案。

信息技术进步 ，企业所得税 ，法定税率 ，税收稽查强度

题目：

陆蓉（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张瑞瑞（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闵思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量化交易是否具有信息优势，它们如何交易，对市场有何影响？本文根据A股市场量化交易执行策略“母单拆分”的特点构建量化交易活跃度指标，探讨该指标对股票未来收益的预测能力，并试图打开其决策黑箱，得出以下三方面研究发现。第一，量化交易活跃度对股票未来收益具有显著正向预测能力，构建的多空组合可实现年化24%的超额收益。机制分析表明，量化交易利用信息优势，策略性地聚集在低信息透明度股票中。量化交易通过捕捉散户订单流出的信息并执行频繁的套利策略，即客观表现为活跃在低估的股票池中，从而正向预测了股票未来收益。该多空组合在更易预测订单流信息、散户存量更大的股票中以及散户投资者增多的时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机制。第二，量化交易的信息关注呈现结构性差异，对基本面信息的关注仅存在于高透明度股票，而在主要布局的低透明度股票中缺乏有效的信息挖掘。第三，市场效应存在双重性：量化交易虽提升股价信息含量（修正市场类异象定价偏差），但抑制基本面信息生产（对基本面类异象无影响）。此外，量化交易还会提高股票的尾部风险，加剧市场的不稳定。为了缓解潜在风险，建议对交易拥挤度高且缺乏融券对冲机制的股票实施差异化监管。本文的结论丰富了量化交易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引导我国未来量化投资领域的发展具有启示。

量化交易 ，订单流信息 ，基本面信息 ，信息透明度 ，股票收益

题目：

田正磊（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安全与行为大数据实验室） 刘洋溢（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罗荣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智能金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基金抱团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广泛存在且饱受争议，理解其本质成因、演化路径与经济后果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不同于已有文献主要借鉴羊群行为的概念，并关注基金抱团的负面后果来展开研究，本文首次使用基金网络社区划分的方法，更全面深入地探究了基金抱团的理性内核（私有信息互补效应）与非理性外衣（机构羊群效应）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同一网络社区中存在显著的私有信息互补效应：（1）基金通过观察和学习社区内其他基金的交易行为，对抱团股票的基本面信息变得更加敏感；（2）更加积极参与社区内私有信息互补的基金其未来业绩更好，受基金私有信息互补影响程度更大的股票其信息效率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社区内的私有信息互补效应常常与羊群效应相互杂糅：（1）私有信息互补的程度越高，后续越容易引发买方羊群效应并抑制卖方羊群效应；（2）随着抱团股的股价持续上涨，基金私有信息互补的程度逐渐削弱，导致基金抱团的理性内核瓦解、卖方羊群的压制随之松绑，最终产生股价崩盘等负面后果。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市场对于基金抱团的全面性认知，也能为监管实务提供政策参考，从而保障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促进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基金抱团 ，网络社区 ，私有信息互补 ，羊群效应 ，基金业绩 ，股价信息效率

题目：

王茂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 刘津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 叶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陈雅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中国移动的溢价定增，构成了“国有银行资本金补充+国企资本运作与产业转型”共赢模式的经典案例。本文基于该案例的详细刻画和阐述，采用案例剖析—实证探索—理论演绎的逻辑线，试图厘清长期处于估值低位的国有银行如何借助于溢价定增实现核心一级资本的有效补充，并从国有资产估值纠偏的“价值创造”视角入手，探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具有战略投资性质的定向增发如何通过战略协同实现共赢，提振市场信心，实现国有企业估值重塑。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定增有显著的正向财富效应，长期来看也有利于银行估值修复，且这一效应在中特估成份股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溢价发行和大股东参与认购时更强。本文的研究不仅充实了商业银行定向增发和资本金补充的相关理论，而且从顶层设计维度为当下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层面战略合作完成资本流动与保值增值的可行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银行资本金 ，定向增发 ，价值创造 ，估值纠偏 ，案例研究

题目：

朱铭来（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 何敏（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 马智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其对养老产业发展的影响尚未被揭示。本文以微观企业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利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从养老产业空间集聚视角出发，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的供方效应。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有助于推动养老产业空间集聚，尤其在养老照护服务领域效果明显；需求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是主要机制；更广的保障范围、多元服务补偿类型及灵活待遇给付方式可产生更大效应。本文提供养老产业的全国性经验证据，拓展当前聚焦于养老护理机构的研究框架，并评估长期护理保险不同试点方案的制度成效，研究结论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化提供有益参考，对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有借鉴意义。

长期护理保险 ，供方效应 ，养老产业 ，空间集聚 ，银发经济

题目：

应瑛（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董珊（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魏江（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李拓宇（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通过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业经济形成的新型架构，这种架构能够帮助整合内外部开放性资源、实现再生性。近年来，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何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归纳式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了来自汽车行业和电机行业的两个典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吉利集团牵头搭建的际嘉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卧龙集团牵头搭建的舜云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理论建构。本文有以下研究发现。第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再生性架构设计包括架构模块性、界面标准化、边界开放性3个维度；架构模块性通过激活机制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界面标准化通过协同机制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而边界开放性通过共生机制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第二，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过程存在两条路径：模块驱动的生态扩展路径和标准化界面驱动的生态协同路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再生性架构设计以及如何通过再生性架构设计赋能参与者数字创新。

工业互联网平台 ，再生性架构 ，赋能机制 ，案例研究

题目：

张延平（广州大学管理学院） 郭波武（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世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王梦莹（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我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进入攻坚阶段，链主企业如何发挥自身示范及产业牵引作用正成为绿色创新发展的政策焦点和理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建设“可持续灯塔工厂”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构建了链主企业牵引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模型，揭示了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技术可供性实现机制。研究发现：（1）链主企业牵引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经历了从自身内部绿色低碳化到牵引产业整体绿色低碳发展的演进过程，而产业生态绿色低碳发展与企业内部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迥异，主要体现在发起主体、技术工具、实现机制和实现结果4个方面；（2）牵引过程的核心在于链主企业通过打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后催生出功能结构和生态关系两大数字技术可供性，产生叠加聚合和递进作用两大数字技术可供性机制并发挥作用；（3）链主企业动态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技术可供性，通过“生态牵引普惠”的关系机制创新，促成工业互联网产业绿色创新生态组织良性发展，从而实现数字协同治理效果。本文解码了链主企业由内部平台转向外部复杂协同的数字技术可供性演进难题，为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制造业绿色转型、数字化协同治理提供了质性证据与决策依据。

链主企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 ，数字技术可供性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可持续灯塔工厂

题目：

林梦芸（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徐阳（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 郭汝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健康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易君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

以安格里斯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范式主导了最近30年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但近年来屡受质疑。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误用。安格里斯特（1998）最初基于条件独立假设，发现“无伤大雅”（Mostly，Harmless）的常系数回归模型可以近似估计出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平均值。安格里斯特和皮施克（2009，2014）则将“无伤大雅”思路运用于平行趋势假设下的双重差分方法，扩展了原本用于实施2×2经典双重差分的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提炼出该模型3个维度的推广，促进了该模型的广泛使用。本文研究发现，安格里斯特和皮施克的3个推广都可能带来严重的模型误设。在平行趋势假设下，常系数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无法估计出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凸组合，即不同个体或组的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权重非负且和为1）；此时，忽略处理效应的异质性不再是“无伤大雅”的，这是安格里斯特经验主义范式的根本问题。本文以模型误设的统一框架理解双重差分方法的最新发展，提倡研究者基于具体问题的现实背景与经济理论来设定经验分析模型，深化了中国经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双重差分方法 ，模型误设 ，负权重 ，双重固定效应回归

题目：

李雪灵（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樊镁汐（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龙玉洁（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刘晶（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伴随新工业革命和平台经济的演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和数实融合的关键底座。然而，现有研究对工业互联网平台与用户企业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尚未明晰。本文立足工业互联网情境，通过对树根互联及4家用户企业的嵌入式案例研究，从“共同生产”和“使用价值”两种价值场景协同演化视角揭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双重身份”用户企业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平台用户企业在工业互联网情境下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参与“共同生产”的供给者，又是释放“使用价值”的需求者；在价值互连、价值互融和价值互现3个价值共创阶段，工业互联网平台分别通过连接杠杆、共享杠杆和重组杠杆实现与“供给者”用户企业“共同生产”和与“需求者”用户企业“使用价值”创造的协同；在共创过程中涌现出数据驱动的用户资源优化效应、数据驱动的用户体验提升效应、数据驱动的合作伙伴利益最大化效应3种数据网络效应不断推动价值共创向更高阶演化。本研究解析了工业平台用户企业的“双重身份”，揭示了平台杠杆在协同价值共创“双重场景”中的作用机制，并为拓展数据网络效应在价值共创理论中的应用提供新的洞见。

双重身份 ，共同生产 ，使用价值 ，数据网络效应 ，协同演化

题目：

梁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王涵玉（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张森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王孟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李志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宋世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牛思敏（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张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在数字和智能转型的技术驱动下，管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舆情管理作为管理学中最接近信息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复杂数智模型，特别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Intelligence，Generated，Content，AIGC）技术的推动下，完成了新一轮升级，呈现出更高的技术难度与模型复杂度。本文从AIGC对舆情生态的影响、挑战与治理3个角度展开，并在其下按照层次依次展开各问题，对相关代表性工作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在AIGC对舆情生态的影响部分，本文分别从舆情主体、舆情客体、舆情本体3个要素出发，讨论AIGC对舆情生态的影响。在AIGC对舆情生态的挑战部分，本文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分析AIGC高级语言艺术的问题、AIGC幻觉导致的虚假和不实信息问题、AIGC思想深度和情感灵魂缺乏问题等。在AIGC舆情生态的治理部分，本文从发现阶段、管理阶段、预防阶段，探讨AIGC水军辨识、舆情早期发现与趋势预测等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策略。上述研究共同构成了本文的“三要素—三层次—三阶段（3×3）理论架构”。该架构通过聚焦舆情生态中的核心要素、挑战层次与管理阶段，为AIGC在舆情生态中的研究与治理提供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本文最后对“AIGC舆情生态”这一概念，按照本文的观点和逻辑主线，进行了提炼和升华。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舆情生态 ，AIGC幻觉 ，水军辨识 ，舆情早期发现与趋势预测